杨文庄：信息公开更多是自愿，公开、透明是慈善组织基金会生存的根本、甚至生命力。越透明、公开，社会越认知、认可，这样你的项目才能够得到大家的响应，知名度、影响力才会不断提升。除此外，没有第二条生存道路。

杨文庄：基金会透明建设需多方面努力，一方面取决于领导者的自觉性，另一方面取决于内部工作的流程，还取决于整个团队的自觉。我们对自己的要求与社会对我们的要求有差距，需要继续努力，信心公开透明建设不是说一说、喊一喊，而是有平台，使透明度提到一个更高的层次。[详细]

庄 伟：大家都在谈信息公示、公开，公示和公开到底做什么？每个组织有自己的做法。项目的募集和募捐，从它的立项—实体调研—执行流程—财务预算—实际募款过程—募款过程的全面公示—执行过程的全部图片公示—执行完后全面向社会公示和反馈的结果。从一开始到结束是一条线由始至终的整体呈现。

刘培峰：现在公开透明已经说得不少，我们需要核心讨论公开的机制问题、公开的斜度问题。适度的公开斜度把握不好，依然会存在问题。没有长期的官僚主义或者行政带来的优越感，意识形态带来的东西使他根本无法静下心来，看慈善是用一颗卑微的心和别人分享。因为郭美美事件，信息公开做了，但怎样使政社分离进一步明晰化做得并不是很好，而且有些时候还在加强，这是需要我们去关注的问题。[详细]

庄 伟：零成本对当下社会的信任重建意义在哪儿？我们在初始发展阶段提倡零行政成本，所谓的“零行政成本”不是科学严谨的概念，只是一个口号。当然我们能保证的是，每个月产生的行政支出由理事和理事单位承担，不用善款。我想爱佑慈善提倡“零行政成本”时也是这样的概念，大家的目标一致：重建一种信任，重建善心捐助者和慈善执行机构之间的信任，这个道路很漫长，但当社会越来越理性对待公益事业，大家都会接受，前提是建立相互信任。[详细]

杨文庄：“零成本”是个伪命题，因为这个成本的确是客观存在。不要因为社会对基金会的问责和苛责把基金会赖以生存的基本底线突破掉，这是不可能的。因为社会组织是一个单位，资金主要是投入公益项目如果政府不给钱，如果大企业不在账外有一笔钱给这部分人，那做公益的人难道就不吃不喝了吗？所以“零成本”只是一个噱头，我同意庄伟的理解：零成本的提法不严谨，说得很对。[详细]

刘培峰：我反对“零成本”的说法，零成本是伪命题，不等于没有成本，只是这个成本让别的途径负担；我不同意通过转嫁成本的方式获取社会的公信力。所有公众都是善意的，而出问题的很大原因是因为我们的沟通和交流不够，说出一个真相比盖住一个真相更重要。[详细]

庄伟：我们基金会成立两年，在信息公开方面一直受到的是鼓励，捐赠人都非常信任我们，只要我们有项目在平台上公示，不到一两天就全捐完，这方面我们一直受到的是鼓励。但这里面有非常实际的情况，即信息公示的底线在哪里？一定要有底线，否则无形中会增加巨大的工作量，一个驻京员工的工作量会非常大。那底线到底在哪儿？这是我们基金会一直思考的问题，即什么东西是无法公示的，或者你想公示，但在公示过程中触犯了法律。 [详细]

刘培峰：公开性问题在法律上与公共性问题、外部影响力相联系，对于基金会来讲，信息公开应该是它的基本原则，但还要注比如相关合同的约定性问题。首先这是一个法律问题，信息公开也是技术性问题，比如成本问题怎么样能够既做到尽可能的公开，又尽可能的降低成本，这是一个问题。另外需要外部媒体，即使大家讲他有愿望要公开，有技术手段公开，但信息公开是很复杂的一件事，比如他资助到下面，除非直接把钱发到每一个人手里，否则还是有人质疑。[详细]

杨文庄：信息公开一个是我们的自觉，另外是我们自己的想法在做，今年我们想把我们基金会做到更好的层次，有几个挑战：第一是经费，包括网站建设，以及和媒体就重要项目沟通方面的活动开展。第二是人力安排的挑战，第三是要尊重受助人的尊严，这方面也需要考虑。所以公开还要经过几年努力，需要不断投入、不断完善有关自律的办法，总的来说是越来越好，希望做得更好一些。[详细]

刘培峰：信息公开是一种技术手段，技术手段能够解决问题的限度很有限。我曾提出一个基本主张：技术化解救治，治道变革推动政道变革。技术手段既可能带来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的提高，也会带来控制能力的提高，所以当我们在呼唤法律时，还需要呼唤社会的自主性，要组织联盟，组织共同的规则，在法律规则之外有这样的规则可能是解决问题的一种方法，因为在任何时候政府都是不在场的，它掌握信息的能力有限。比如在民间组织里存在的问题，我更多的了解都是来源于与民间组织的仔细交流。我个人认为组织共同的规则是一个很好的做法，但要做到三点：一是机制问题，二是斜度问题，三是培养社会自主性。如果没有社会的自主性，很难有多元。[详细]

杨文庄：全社会包括官员对社会组织发展要有宽容心态，要付出一些成本，包括犯错误的成本能够有一些承担。除非不要社会组织，与其用更严格苛刻的法来限制它，不如加强组织的自身建设和培养，这样对中国社会组织的发展不是好消息，由此我特别盼望政府有关主管部门用更智慧的方式化解整个社会对社会组织的批评，承担一点责任。另外把更多的经费用到创造更多公平竞争的环境中，而不是把那些钱放在直系、自己派生出来的基金会上，这样对中国社会组织秩序会更好。我不太盼望有很多的条条框框，但需要自律，也需要社会他律，但我也希望创造更宽松的环境，引进更多的人才，让他觉得从事这个行业是神圣的、有尊严的，并且是可持续发展的，那样会更好。[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