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觉得我们很多人并没有真正理解什么是“NGO”，总认为我们是非政府组织，往往就站在了政府的对立面，我觉得这样是肯定不对的，这是以卵击石。我们应该开创一种先例，在我们反对政府的某一项政策的时候，我们持有合法、合理的诉求，站在政府的角度与其共同看待这一政策问题。当站在政府的角度，我们把每个人都看成一个垃圾的生产者，我们就要正视垃圾问题，并且应该毫不逃避地承担社会责任。这样，我们就能与政府共同面对、商量与解决这个问题。在当前社会背景下，我以这种思维方式设计了绿房子。

垃圾问题不是一个技术问题，它反映的是一个民族的文化水平，一个民族的习惯以及国民素质问题，因而它一定是人性的问题，也一定是哲学的问题。我确实是以这个角度去策划“绿房子”的，通过垃圾这个载体赋予了“绿房子”丰富的文化元素。我觉得中国的垃圾问题以及其他社会问题，归根结底，其共性问题都是文化的问题。因此，我站在文化的高度，引发我们全民族通过垃圾分类这个小问题去反思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让我们在文化上获得一种重生。

不管研究垃圾问题还是其他社会问题，如果从逻辑方面想，我们就会看到在一些体制性安排与做法是不对的。通过逻辑性思考，我们会梳理出较为正确的做法。不管逻辑思考后的结果是什么，也许它会吓你一跳，但是你们一定要坚持这种逻辑。只要它是通过你的逻辑思考得出的结论，我认为它就是问题症结。记得一定要抓住这个症结，通过这个症结，你将它放大，并去开展各种实践，你一定会得到媒体的关注乃至整个社会的关注。[详细]

鸡蛋爆走这个活动分为两大部分：第一是你要自我挑战。第二是你要向身边的朋友筹款，它就是运用了一个熟人网络。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鸡蛋爆走的活动定义，我们的鸡蛋爆走是基于熟人社区网络型的创意筹款活动。所以说鸡蛋爆走的参与者不仅仅只是你一个个体，也就是说在策划活动的时候就是抓住了人和人之间的互动性，它其实也是比较契合现在所谓年轻人当下社交的环境。 　

“鸡蛋爆走”为什么这么火？现在想想可能有以下几方面的优势。一是当初的网络环境，因为微博当时刚刚火起来，2011年的时候，所有人都在用微博，爆走也是借了微博火了一把。其实我们做的事情还是很简单的，在联劝的官方微博上发布了鸡蛋爆走活动开始征集的信息。举个例子，2012年、2013年两次活动开始报名的信息，在微博上的转发量就超过一千多，所以那个时候是借用了微博的力量，也是契合当下年轻人所谓的社交习惯。二是我们在做传播的时候，很重要的一点是，不仅要上面通，即所谓的天皇老子，下面还要接地气，说得冠冕堂皇一点就是公众。其实是我们这些支持者，是相信每个NGO以及每个机构和组织里的那些个人。所以说抓住他们，告诉他们我们认真地、努力地在做什么。

所以怎样做好一个NGO，怎么样抓住你现有的支持者呢？首先是你在活动策划的时候要了解你的受众群，他们在使用什么工具，现在大环境是怎么样的。其次就是契合整个机构的发展策略。虽然说这个发展策略可能每个人都不一样，但是你需要的是紧密地跟进机构的步伐，不要让自己的活动偏离这个步调。第三就是维护好你的支持者，用真心去对待他们。第四就是和有关部门搞好关系，紧紧地运用所有的力量，这个才叫民间公益。[详细]

媒体本质的属性是对于公共性传播的追求。所以我想在公共性的问题上来讲，不仅仅是传统媒体、新媒体，还是NGO，我们稳定立足于社会的行业和组织都有我们的使命和方向，需要去追寻公共性的代表。所以我觉得不是媒体宣称自己是媒体，它就能够有公共性，有公信力。

不是一个NGO说你是NGO，你就能对社会有代表性，我觉得本质不是这样的。所以在新旧媒体的问题上，我会认为对媒体人是一个更高的挑战和更高的要求。我们为了追寻在这样一个转型社会、转型时代上的公共性，我们可以做更多的工作。新媒体给了我们非常好的工具，我认为这个工具不仅仅属于公众，也是属于媒体人自己的。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一起用新的工具去追求一种传统媒体过去一直追求的公共性的更高的境界。所以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所有人都是更有可为，也更有空间的。

所以我不太愿意把它简单地概括成一种行业或者是机构的小我之间的讨论，其实我觉得对于我们来讲机会特别多，可以做的事情特别多，而且大家可以一起来做。[详细]

我今天来特别想跟大家分享一点案例，我在慈善组织做过两年，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个特殊的、非典型案例，它发生在喀什。我的西藏朋友郭先生，是西藏自治区21社的，我很愿意关注他，因为我非常设身处地地理解他面临的压力和他做项目的艰难。在民族地区的草根组织面临的困难是非常大的。

2011年我到了喀什去演讲，发现那个项目当时面临的最大的问题是所有草根组织面临的问题，就是没有人知道它，也不知道有这么个项目，政府也没关注它，更不用说媒体了。因为新疆的媒体本来就不是市场化的环境。所以当时我到了那个地方以后，就是三无，啥都没有。我作为一个媒体人怎么策划这件事情呢？实际上我把这个过程讲完以后，很希望大家，包括两位主编，包括李老师，大家一起去想这样的一个事情。草根组织现在的的确确面临困难，我们想的很多办法实际上与我们在书本上看到的东西是完全不一样的。

我去之前，看了很多东西，比如要看为什么西方失败，看非洲的案例等等好多的东西，但是到了当地之后，我发现这个东西没地方用，去到那还是传统的老路子，第一就是在喀什需要办一个活动，需要的是引起政府的关注，那最好的方式还是办活动。当时我就策划了一个活动。什么活动能调动政府各方面的注意呢？就是周边的部队，我想到新疆最受关注的可能就是部队。我们是一个弱视群体，他们是一个部队，假如我们有个什么联欢，这都是很土的，我觉得这个活动有可能会受到关注，因为给我们带来一些政治的确保。在那里做项目，政治压力非常的大。我说这个部队是很好的对象，到部队跟他们谈，部队长官也非常认可的我们，愿意和我们搞活动。

我们要解决的第二个问题是把政府官员和媒体请过来，这个其实非常难。因为在喀什我们遇到了一个非常极端的问题，甚至找不到任何一个政府官员，因为他们的门没有牌子。在深圳，你进去之后至少有个什么科，什么处，那边没有。所以你没办法。一开始我们就乱撞，根本一个人找不到。后来我想了一个非常极端的办法，这个办法也非常土，我就跟他们部队的人商量说，和政委讲，你们能不能请一个士兵跟我们一起去送一下邀请函，你给我们一批信纸，就是部队的信纸和信封，然后盖上你们部队的章，我们联合搞一个邀请函，让一个士兵跟着一起去。 [详细]

其实在云南做公益是很容易的，因为云南的民间组织非常非常多，云南的省情也非常特殊，它可能有中国保护的最好的生态，有3700多公里的边疆线，又和金三角挨着，然后整个经济发展非常落后，包括教育水平也非常落后。所以说不管做环保，做生态，做教育，做扶贫，做卫生，几乎你想做的所有的项目除了你在城市里面做社区，在云南都可以做。所以相比其他的，我们可能取之不尽的公益新闻的资源。这只是对我们这个媒体人提出的要求要稍微高一点点，你在做报道或者做设计的时候，很多按照传统的做法，可能针对一个项目或者一个故事来做一个传播方案。但是为什么说云信的这个情况很特殊？刚刚也说了，不是所有的媒体都具有公共性或者公共性都那么强，因为云南信息报有南方都市报在后面撑腰，所以可能我们从技巧上，技术上和领域上更好一些。所以这个矛盾在云南倒不是特别突出。

我想讲的第二个问题是今天的主题“好的公益项目媒体会自己找上门”，但是什么样的公益项目媒体会找上门？这个“好的”是谁来做的一个标准和判断？刚刚敬文也讲了，因为他是做媒体人出身的，他可能懂得在设计一个公益项目的时候，怎么去吸引别人，去抓眼球，去把政府和民众和其他一些资源给协调好，项目本身和传播这一块会做得更好。 [详细]

实际上我想说一些题外话，虽然我接触大家时间很短，接触这个行业时间也不长，但是我已经感觉到一种情绪，或者一种气息扑面而来，在跟大家沟通和交流的时候能够隐隐地感觉到，那就是一种媒体恐惧症，媒体恐惧症，当然还有我们不管是苦逼的新媒体人，还是比较牛逼的传统媒体人，都面临一个新技术恐惧症，技术恐惧。我不知道我的感觉准不准，我想大家都是在公益方面比较专业的，但是一涉及到你的项目和你的团队和你的机构，都需要让更多人知道，要做事情的时候，要做传播的时候，要跟媒体打交道的时候，可能会有一点大大小小、多多少少的心理上的障碍，因为你不是干这行的。隔行如隔山，我想首先必须破除这方面的心理障碍。怎么破除呢？很简单。因为我以前做记者，我每到一个地方，实际上我采访的过程中，一个个的采访对象，破除他对我的恐惧，对媒体的恐惧症的过程。要说服公安局的警察。当然上访的老百姓我不说服。说服一个官员等等，这样的事情都在做。

怎么样破除呢？我开场的时候跟大家讲了一个观点，媒体就是一个公共的平台，它什么都可以装，它什么都可以登，只要符合它的判断方针，或者符合它的理念。和我们一样面临着要突破传播困境和传播难题的不只我们这个行业，各行业都有。为什么每年央视广告的标王争夺那么激烈，它是要把媒体作为中介，作为跳板，去接触到它的受众，它的客户。所以你不用害怕，不用紧张。还有一个是什么？刚刚苏苏说了一点比较对，就是一定要跟这个媒体人成朋友。[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