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卫宁:越是残疾,越要美丽

郑卫宁:越是残疾,越要美丽

不选择死,就好好活

“喜欢泰戈尔的这句诗:世界以痛吻我,要我报之以歌。如果颠倒其中两个字变成:世界以痛吻我,我要报之以歌。那这句诗就突然多了分大胸怀、大气度。一个人若能这样活在世上,多难的路不能被轻松走过?”

从有记忆开始,郑卫宁就知道自己的不一样,不能像别的孩子一样奔跑,甚至连象普通人一样正常的走路都要很小心。

1955年,郑卫宁出生在军人之家,但也是一个有着家族遗传病史的家庭。舅舅和外公都患血友病,没活过47岁就过世。由于这种遗传病传男不传女的独特规律,郑卫宁也不幸成为血友病患者。“我妈给我喂奶,我喝着喝着突然满口鲜血,她就知道,这又是一个血友病孩子。”

这样的病痛与生俱来,根本无需考虑“适应”这一伪命题,但郑卫宁却觉得庆幸,“往往是那些半路‘出家’的人更痛苦,我的病痛与生俱来,早已习惯。”

很多人的第一步都是从一岁左右,无数次的摔倒开始的,郑卫宁的第一步却迟到了13年。“因为患血友病,我从小就被告知不能摔跤、不能磕磕碰碰,也丧失了学走路的机会。”13岁之前,郑卫宁只能坐地爬行,站立行走、奔跑对他而言就如天上的星辰,可望而不可及。

因为行动不便,小时候的郑卫宁不曾走进学堂去识方块字。“小时候认字就是看哥哥姐姐的书,自己学习。汉字对我而言就是文字符号,我不知道它怎么读,没斟酌它怎么写,但是看的次数多了,就知道它所表达的意思是什么。”就这样郑卫宁用他自己特有的“恰似其意”的读书法,在9岁之前就读完了四大名著。

“从书籍中获取的养分深深地滋养着我,也激励着千百万个如我一样身患残疾的朋友们,一路坎坷,一路高歌,一步步去超越自我,实现梦想。”

而之后的文革十年,则让他彻底失去了步入校门的机会。“父亲在文革期间遭受迫害,虽然那时候我已经站起来了,却依然无法走进学校。也是因为文革,我变成了残疾人。”文革期间,郑卫宁只能跟着年迈的奶奶一起生活。“那时候发病了只能躺在床上流血,看着关节肿得比脑袋还大,直到它自己停止。没有药吃,没有血输。”由于长时间得不到有效治疗,皱纹慢慢爬上郑卫宁的皮肤,他的双腿也开始萎缩,最后残疾。

郑卫宁所患的甲型血友病又叫第Ⅷ因子缺乏症,是一种严重的遗传病。患上这种病,就意味着一生几乎都要在不幸中度过:全身缓慢持续渗血,出血部位极为广泛,常常反复发生,形成血肿、导致关节变形,一般患者的死因多为颅内出血。

1995年,为了能让郑卫宁安全输上含有凝血因子的新鲜血浆,72岁的老母亲带着郑卫宁来到当时唯一实行义务献血的南国深圳。当时的郑卫宁并未料到,这个城市除了能让他活下去,还会给他带来什么。

90年代,年轻的深圳正沿着崭新的轨道飞速奔跑,这于郑卫宁几乎静止的生活形成了强烈的反差,郑卫宁感觉自己被远远的抛在后面,虽然能够借着轮椅勉强前行,却不知该走向何方。

为摆脱内心的寂寞和空虚,郑卫宁不停读书,上电大,学完中文后继续学法律、学企业管理,但不断的学习仍难以找到出路,“那段时间我几度抑郁,三次试图自杀。”

在接受采访的过程中,郑卫宁不断地抽烟,他说这是他很小就养成的习惯,为了应对痛苦,也为了填补空虚。

“因为残疾,耗尽家财,由亲人背负,徒然奔走于医院与药店,仍旧无望地寸步难行,蹒跚难立于社会,孤独自卑地苟活于世,无为一生!这种苦难谁人能解?”此时郑卫宁写下的文字充满了悲观和沮丧。1997年前,郑卫宁曾经三度自杀,“最后一次都已经爬到平台上准备跳下去了,被家人发现了。”在家人的劝说和鼓励下,郑卫宁放弃了自杀的念头,准备为有价值的人生“放手一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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