腾讯公益公益 > 公益资讯 > 正文

最公益第八期 “有偿公益”模式的是与非

2012年09月28日20:47腾讯公益[微博]我要评论(0)
字号:T|T

最公益第八期 “有偿公益”模式的是与非

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常务副理事长顾晓今

主持人:谢谢,王可对国外的捐赠方式比较了解,你对前面顾老师、陶老师的见解有什么看法?

王可:我两个都同意,在美国的公益组织里确实有成本,但透明性非常重要,比如我在美国,某天十几个组织会给我发信,我决定做选择时,朋友、同事会问一些问题:第一,这个组织去年花费是多少?募款多少,怎么样花的钱?花到哪些方面,项目还是行政?这些可以在网上查,这是因为以前发生过同样的事情:不透明。现在美国的NGO、基金会每年会在自己的网站上发一个报告,这个透明性非常重要,就是陶老师说的必须尊敬捐赠者,他们给你钱也没有期待回报。我觉得现在中国非营利慈善行业处在在美国二、三十年前,那个阶段大家刚刚开始考虑去捐钱做慈善活动,但那时候没有很多透明性也没有大量的信息可以去查哪个NGO是否可靠。现在发生这样的事情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让中国的基金会、NGO开始有更透明的一些行为。美国的NGO在这方面做得特别好。

主持人:美国的募捐提成是存在的,是合法合理,大家都接受的。

王可:对,美国捐赠者知道每一个会NGO有成本,但他们关心的是成本是什么样的成本,是怎么去花钱的。在美国的每个NGO募款时必须问捐赠者所选择的方式,一般有三种捐赠方式:一是有限的,比如有个捐赠者捐给大学的钱,说捐的钱只给某一个奖学金,我的钱不要花在其它方面,这是有限的;二是无限的,比如我给你500块钱,大学随便拿去花,我知道你有一部分会花来做行政,但我愿意;三是部分受限,给你500块钱,250块钱必须拿出去支持奖学金,另外250块钱支持你们的其它活动。这很重要,在美国必须要给捐赠者一些选择,光是要钱,他们把钱给你,拿去花没有交代,大家当然不愿意。现在我募款的NGO都会给我一些选择:是有限、无限还是部分有限。

石述思:听完心情还是很沉重,我跟大家汇报一下郭美美事件以后我没向公益组织捐一分钱。在这个背景下,如果突然出现一个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从公众身上拿出15%作为报酬。本来旧账没算清又添新愁,公众能接受吗?显而易见这个事件经不起各个方面的推敲,情感上不能接受,道德上不能接受,法规上也不能接受,这是一个奇迹,不管你信不信我信了:它就这么发生了。这值得我们反思,岂不是胡来?为什么这些行为公开了还能见报?现在红十字会等机构变得越来越低调、公开,我觉得这些是进步。反而是这些机构我搞不明白,如果要分析原因我认为有四个:

首先,公众的观念不接受,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古时候把“义”、“利”之间切合得特别清楚。公众在捐款时往往要求他所有的善款百分百来做好事,这是传统观念的制约,没有办法。有没有解决方案?似乎也有,比如第一,如果这个基金是私募的,私募就好办,一个大老板掏钱出15%奖励募捐的人,没有关系。但即使这样还有问题,怎么办?老板赞助,组织中的人开支、办公地点再找一个人赞助,赞助的人给你一个理事,让你光荣,这也能分清楚。现在的麻烦是中国公募确定的门槛比较高——10%,全世界最高的可能就在中国了。我们把钱用来帮助穷人,就要10%,这是官方允许的、法律允许的,比美国、港台要高。在这个背景下突破至15%,这时候应该有一种机制让公众能够认同、接受,但没有。我觉得这是一个问题。有没有补救的手段?有,加强监管。我告诉大家一个真相:在所有基金会出问题的时候,郭美美为什么会成为民族英雄?在我看到所有审计出来的重大问题不太多(关于基金会),全是通过非正常渠道给披露出来的,证明这方面说明存在着严重的问题。

再加上中国目前还有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穷帮穷一对红。美国富人捐60%,中产阶层捐20%,穷人捐20%。中国倒着,穷人本来没什么钱却天天学雷锋、做好事,撒向人间都是爱。要求穷帮穷的情况下空间很小。就像王可说的,比尔盖茨拿善款的自由度比较大,但穷人没有自由度,必须把这个钱用来帮助一个更穷的人,而非养活这么高的成本。这需要我们通过完善制度、加强监管、转变观念来解决。目前中国的观念还没有进化到可以承受15%的程度。

主持人:谢谢石老师。我抛出一个问题,施乐会会长接受媒体采访时说,3月份之前施乐会志愿者自费到穷苦人家里搜集信息资料,然后在他们的网站上进行募捐。但这种方式有弊端,因为要多次跑到受助家庭进行考察,志愿者所要付的经费比较多、比较大,对志愿者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困难,承担不起。募捐提成推出来后,反倒提高了大家的积极性,大家更愿意努力的把事情好,得到的结果是从原来受助人不到1000人的规模,到后来四年时间12个志愿者募集2300多万资金,而且受助范围也非常多,一方面提高了大家的积极性,另一方面很多公众对这种观念非常抵触,有一种悖论存在,几位老师怎么看待这种状况?

陶传进:我认为社会中最缺的不是钱,而是信任。公益领域最缺的是什么?是良信运作机制,也不是缺钱。不能因为筹钱,去做所谓的好事,就把最珍贵的东西继续破坏:一个是信任,一个是机制。在这个基础上,如果把信任、机制建立起来,钱会更加多。我对于施乐会不了解,只是看到的表面信息,如果是我们说的有偿筹款模式,15%变成提成,我觉得提成这个词非常不好,别说政府公益,一般性的民营组织很少用提成变动的奖金激励大家,成本和激励顾老师已经说了,是不一样的。但在这儿更糟糕的还不是这个,而是公开透明。所谓公开透明是一种形式,实质是公益组织和捐款人之间建立一个信任,这个信任建立起来很多事就能完成,政府也不需要近距离的监管公益组织,10%都不要规定,10%在世界上看很低,高一些也没问题,以后20%、还是30%不应该由政府定,由捐款人自己选择。我们一直缺公信力的建构机制,而为了建构这个一直强调公开透明,目前公开透明只是一个表面形式,实质上是以什么方式建构二者之间的信任关系,信任一旦建立起来,既反映出社会之间的信任程度在增加,又反映了公益领域的健康机制在完成,这是核心。千万不要以为我们又多捐了一千万,因此我们又多做了一些好事,这会把整个社会的道德文化标准降到非常低的层面上,非常可怕。

顾晓今:说到募捐,募捐其实是一个公益组织的一个营销行为,没有钱没有办法干事情,所以任何一个组织都需要资金。据我了解在美国90%多的基金会不需要募捐,都有私人、企业、家族有资金捐给基金会,不需要向公众进行募捐。在中国上世纪80年代后成立的基金会都需要募捐,最近这些年才会有一些富人和企业成立非公募基金会。募捐行为现在特别需要规范,里面包含了几个内容:一是募捐的主体是谁,谁能够具有募捐的资格。这个话题我觉得是一个很有趣很有建设意义的一个话题。二是募捐怎么进行约定。三是募捐有什么样的途径,这都需要在募捐环节上讨论清楚。

顾晓今:我们也看到,在中国法律上并没有禁止哪些人是不可以募捐的,特别是最近一两年我们看到非常新的现象,即运用互联网技术进行募捐,实施一些救助、救治、救急事件。从非常正面的积极意义上来讲,大众的公益行为变成一种可能,更加直接也更加方便。

现在我们看到一些很有成就的,比如前段时间网络上的募捐,比如免费午餐、爱心衣橱,这些都是个人发起进行的募捐,这样大大小小的募捐我们称之为微公益,在网络上实施的一些公益行为。从这种角度来改,对社会特别正面的意义是慈善公益人人可为,人人可以参与,当然也会带来一些新的挑战,即怎么规范和管理,因为这样的事情地域很广,每个发起者有可能是一个求助者,这样的行为在目前的法律上不把它视为是一个公益,因为在《基金会管理条例》讲到基金会章程里的捐款用于特定人,必须用于公共利益或者为某一类困难群体,人对人个人的捐赠,所以在税收上也没有。但目前我们发现这种现象非常普遍,而且非常受到大家的欢迎,大家都可以参与。我们看到很多在网络上的微公益现象,我们基金会特别关注,也在支持。这里就谈到了一个话题,即个人公益行为怎么和具有公募资格的机构进行联合,现在也有一个怎么去开放公募基金会的公募资格,让更多的人参与进来。

版权声明:本讲稿欢迎转载。敬请全文转载并注明文章来源:腾讯公益。对于稍作删节则据为己有的行为,我们保留追究法律责任的权利。

推荐微博

换一换
注册微博
登录 (请登录发言,并遵守相关规定) 分享至: 腾讯微博
如果你对新闻频道有任何意见或建议,请到交流平台反馈。反馈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