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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敏文:侗族大歌的发展与创新

2012年07月20日10:40腾讯公益[微博]我要评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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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敏文:侗族大歌的发展与创新

原中国社科院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会侗族文学学会会长邓敏文做主题发言

邓敏文:侗族大歌的发展与创新

贵州黎平侗族文化旅游发展促进会会长,侗族大歌研究学者吴定国点评

【腾讯公益编者按】如何在经济发展的大潮席卷之下,重新评估和建设乡村价值,建立乡村的文化自觉与自豪?通过保育乡村文化平衡城市化的浮急之气,找回人与自然更本真的文化脉承?7月17日,来自两岸三地的知名专家、学者和媒体人相聚在被誉为“人类疲惫心灵最后家园”的黎平肇兴,在“腾讯新乡村绿皮书发布暨保育乡村论坛”上坐而论道 ,研讨“探寻乡村文化保育,重估乡村价值”的主题,试图为这一命题找到解决之道。

论坛由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发起,贵州省委宣传部、贵州省委统战部、贵州省文化厅主办,中共贵州黎平县委、县人民政府承办。贵州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贵州省委统战部部长龙超云,贵州省人民政府副省长谢庆生,贵州省委统战部副部长王茂爱和腾讯公司主要创始人、首席行政官、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发起人、执行理事长陈一丹,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秘书长翟红新等领导和嘉宾共100多人出席了论坛,并参加了《腾讯筑梦新乡村绿皮书》的发布。

查看详情,请点击专题:腾讯筑梦新乡村绿皮书发布暨保育乡村论坛

以下是来自中国社科院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会侗族文学学会会长邓敏文的主题发言实录:

邓敏文:各位同仁、领导,我作为本地侗族学员,我非常感谢各位同仁和爱心人士到侗乡来筑梦。大家做的第一场梦可能是山梦及大山之梦。侗人爱山,对山有非常特殊的感情,他们在《大山真美》这首侗族歌中唱到,大山真美呀,满山遍岭开鲜花,画眉鸣叫,歌声满山崖,人在花中心欢喜,邀约情伴一起来上花,歌声震山崖。

侗族大歌产生于什么时代?它的原生形态是个什么样子?它在历史上是怎样传承、发展和演变的?因为没有确切的文字记载和文物佐证,对于这些问题,目前我们还难以做出确切的判断。但是,根据事物发展的一般规律,我们可以肯定地说,侗族大歌的原生形态肯定不是现在这个样子,所谓“原汁原味”的侗族大歌,只能存在于我们的猜想或记忆之中。

根据我的猜想,侗族大歌的产生与侗族社会的婚姻制度关系密切。侗族大歌大概产生于侗族社会中的族外群婚制时代。也就是说,在这个时代里,族内群婚制或乱婚制已经被排除,族外群婚制正在兴起。所谓“族外群婚制”,就是指同一氏族的男女青年已经不能通婚,他们必须到另外一个氏族或另外一个村寨去寻找异性伴侣。然而,在这个时代里,“一夫一妻制”的婚姻关系又尚未确立,不同氏族的青年男女,都可以互为“Saox Biius”(表夫)或者“Maix Biius”(表妻)。而且,姐姐或妹妹所生的女儿又必须嫁给哥哥或弟弟的儿子,即我们常说的“姑表婚制”或“女还舅家”。于是,在传统的侗族社会中便形成了一个个相对稳固的婚姻集团。这种婚姻集团的联系纽带便是同辈分的青年男女。他们以歌为媒,谈情说爱,常来常往,并带动或促进整个氏族或村寨成员之间的友好往来,侗语称之为“weex dingh”(结交情人)或“weex gkuant”(结交朋友)。正是这种常来常往,使相关氏族之间逐步形成诸多的共同利益——包括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如山林、水源、田土、荣辱等等。为了维护这种共同利益,这些婚姻集团又逐步发展成为政治联盟或军事联盟。这就是社会学和历史学家们常说的“氏族联盟”或“部落联盟”。古代侗族社会中的民间自治和民间自卫组织——“款”组织就是属于这样的“氏族联盟”或“部落联盟”。我们的侗族大歌就是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和历史条件下产生并传承下来的。

根据我的记忆,20世纪50年代初期,我们的侗族大歌只能在侗寨鼓楼里或共同约定的歌堂里正式演唱(平时训练除外),参加演唱的男歌队队员和女歌队队员都是可以互为夫妻的男女青年,同一宗族的兄弟姐妹或不同辈分青年男女是不能在一起唱歌的。他们所唱的歌大多都是情歌,他们在这种热热闹闹的、悠扬婉转的集体歌唱活动中相识、相知、相爱。所以当时只有男声大歌和女声大歌。直至1958年,黎平县组建侗族大歌合唱团,在汉族音乐家们的提议和指导下,才开始出现男女混声大歌,从此,侗族大歌才开始走出侗寨,开始走上艺术舞台,开始与侗族人民的爱情生活分道扬镳。

艺术的生命在于发展,发展的灵魂在于创新。侗族大歌如何发展?如何创新?这是当前我们需要认真探讨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根据我20多年的调查研究,现提出以下几个具体问题供大家商讨:

侗族大歌要不要产业化?要不要市场化?

本人认为,在商品社会中,在市场经济环境中,文学艺术产业化和市场化是必由之路,侗族大歌也不能例外。道理非常简单:因为我们的文学艺术家们不能空着肚子写作、绘画、跳舞、唱歌,我们的侗族歌手们也不能空着肚子演唱侗族大歌!他们必须靠自己的“本事”——艺术才华来养活自己及其家人。在这方面,我们尚未找到成熟的经验,但我们正在努力探索。如2011年春岩洞农民大歌队在黔东南及贵阳市一些高等院校的巡演;2011年秋岩洞农民大歌队在北京及东京的“跨国巡演”;2012年4—5月间吴虹飞、吴金燕等人在北京一些音乐酒吧的商业演出等等。这些演出活动都在为侗族大歌的产业化和市场化寻找道路。尽管这条道路十分艰难,但我们还是开始起步了!

2、侗族大歌要不要走出侗乡?要不要走进城市?

本人认为,文化的实质是“人化”。文化是由人创造、传承并随着人口的流动而流动的物质和精神现象。工业化、城市化、信息化已经成为当今社会发展的主潮。读书要进城,打工要进城,经商要进城,升官也要进城。原来侗族大歌赖以生存的侗族村寨现在只剩下留守老人和留守儿童了,绝大多数青年男女都到城市里读书、就业或打工去了。如果我们的侗族大歌不能“与时俱进”,在不久的将来只能是死路一条!这不是危言耸听,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现实景象。如岩洞农民大歌队的主力队员大多都是四五十岁以上的中老年人,二三十岁的男女青年已经为数不多,而且流动很大。为了求生,为了传承,为了发展,我们的侗族大歌也必须随着侗族人口的流动从侗族村寨走进学校,走进县城、州城、省城乃至国内外各大都市。如今黎平、从江、榕江、凯里、贵阳、南宁等地都有专业或业余的侗族大歌演唱团队。以中央民族大学侗族学生为主力“京城侗歌队”也于2010年秋在北京应运而生。尽管这些歌队还很稚嫩,他们的声音还很弱小,但这种现象已经向人们昭示:侗族大歌开始向着城市化的方向进军了!当然,侗族大歌在城市化进程中,千万不要遗弃它固有的生存基础——侗族村寨。如果没有这个基础,侗族大歌也会死无葬身之地!

侗族大歌自身要不要发展或者创新?

这是一个更为复杂的问题。本人认为,一成不变的艺术是没有生命力的,最多只能算作一种“艺术遗产”或“文化遗产”。“诗经”、“楚辞”、“汉赋”等等都属于这样的“艺术遗产”或“文化遗产”。侗族大歌也是侗族祖先给我们留下的一份珍贵遗产。我们不能在文化领域总当“啃老族”啊!所以,我们的侗族大歌也必须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随着人们审美观念的变化而变化,否则它也不可能有顽强的生命力。为了使侗族大歌适应新的社会环境,我们正在自觉或不自觉地对传统侗族大歌进行改革或者创新。

首先是演唱形式的创新。传统侗族大歌基本上都是由男歌队和女歌队在侗寨鼓楼里或歌堂里坐着“闭目长歌”。如今我们的侗族大歌已经走出鼓楼,走出侗寨,登上舞台,乃至登上各级各类电视台等等。原来每个歌队最多也就十多个人,而且男女不能混杂。如今许多歌队都由男女混合组成,基本上都是站着演唱,其中还有“百人大歌”、“千人大歌”乃至“万人大歌”等等。这就是发展,这就是变化,这就是创新。

其次是内容和曲调的创新。在这方面我们做得还很不够,但也不是一无所成。据我所知,1958年,黎平侗族大歌合唱团曾经采用侗族大歌的形式编创了一首《Kgal Buh Maoc Zul Xix》(《歌颂毛主席》)的侗族大歌,可惜这首歌没能在民间传承下来。此外,前几年,我在岩洞、黄岗等地听到过黄岗农民大歌队演唱过一首他们新编的侗族大歌《Kgal Dax Gongh》(《打工之歌》)。此歌非常形象,非常有趣,非常优美。尽管这些新编的侗族大歌作品很少,但通过这些作品可以证实:侗族大歌是可以用来歌唱新生活新事物的,在内容上是可以创新的。关于曲调创新问题,因为本人不懂音乐,很难说出什么道道来。但我认为,侗族大歌和其它侗族民歌比较,除多声部、无指挥、无伴奏这些显著特点之外,还有“无固定曲谱”这个特点。所谓“无固定曲谱”,就是每一首歌都有自己独特的曲调,这在其他兄弟民族的民歌中也是很少见的。正因如此,要创作一首新的侗族大歌很不容易,不但要有优美的歌词,还要有动听的曲调,所以难度很大。目前我们听到的一些侗族大歌作品,基本上都是古代传承下来的精典作品。有些作品也经过音乐工作者们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加工改造。如大家比较熟悉的《天上人间充满爱》就是将《Kganh Sis》(《干赛》)、《Hois Kgeis Dos Kgal Banx Baov Juiv》(《如不唱歌同伴说我太高贵》)、《Kgal Neengs》(《蝉歌》)中的一些片段组合而成的。这种将传统侗族大歌进行“重组”的做法其实也是一种创新。我很赞成创新,但必须在传统的基础上进行新的创造。在创新过程中要严格区分“重组”、“改编”和“创作”三者之间的关系。既不能把创作说成“改编”,也不能把“改编”说成“创作”。我希望侗族大歌的歌师们、歌手们以及关心侗族大歌的专业或业余音乐工作者们能创作出无愧为新时代的侗族大歌新作品来。

再其次就是侗族大歌的翻译问题。本人认为,侗族大歌是语言和音乐相结合的艺术作品,是内容和形式的统一体。如果我们只看重音乐而忽视语言,侗族大歌也不可能有顽强的生命力。传统侗族大歌只用侗语演唱,只有当地歌师、歌手及当地部分群众理解其中的深刻含义。即便是懂侗语的外地人或普通听众,都很难领会每首歌的深刻内容。兄弟民族或兄弟国家的人们就更不用说了。怎么办?要不要将传统侗族大歌翻译成现代汉语或其他兄弟民族、兄弟国家的语言来演唱?侗族大歌能不能用现代汉语及其它兄弟民族、兄弟国家的语言来演唱?将侗族大歌翻译成现代汉语及其他兄弟民族或兄弟国家的语言之后还叫不叫侗族大歌?这是目前我们所面临的一个重大难题!这些难题既涉及复杂的理论问题,也牵连到艰难的实践问题。为此,我们也已经或正在进行有益的尝试。如2008年8月,我们在黎平岩洞举办了为期一周的“侗汉英三语师资培训班”,参加培训班的有从各地请来的侗文教师、英语教师、当地歌师和关心此项工作的专家学者、青年学生共20余人。培训班主要是用比较语言学的方法探讨侗语、汉语、英语的异同关系。培训的时间虽然不长,但大家感觉收获很大,初步掌握了比较语言学的教学方法。与此同时,培训班还尝试使用汉语和英语演唱传统侗族大歌《Nyanl Maenl Naih Lail》(《美好时光》)并获得成功,之后还在岩洞民族小学和岩洞中学进行了示范教学,引起了学生、老师和学生家长的极大兴趣。2011年10月,岩洞农民大歌队赴北京、东京“跨国巡演”之前,我们又尝试用日语演唱传统侗族大歌《美好时光》也获得成功。事实说明,侗族农民歌手不但能用侗语演唱侗族大歌,也能用汉语、英语和日语演唱侗族大歌,他们的聪明才智和模仿能力让人惊讶。如40多岁的农民歌师Neix Jinh Yuec(金月的母亲)没读过书,是地地道道的“文盲歌师”,但她只花了三四个晚上就能用英语演唱侗族大歌《美好时光》,而且还能起音和领唱,实在令人惊讶。有人质疑:用汉语、英语、日语演唱的歌还能叫侗族大歌吗?我不想做更多的解释,我只想反问质疑者:汉语版《樱花》还能叫日本民歌吗?汉语版《在莫斯科郊外的晚上》还能叫俄罗斯歌曲吗?可能有人觉得侗族农民歌手们用英语、日语唱歌很不地道。的确也是这样。但是我想:咱们的大学生、研究生们有的从小学三年级开始学习英语,直至大学毕业或研究生毕业,学了10多年英语,难道这些学生都能讲地道的英语吗?所以我们不能对农民歌手们要求过高,她们能走到这一步就很不错了。事实也已经说明,北京、东京的观众对岩洞农民大歌队用侗、汉、英、日四种语言演唱侗族大歌表现出极大的兴趣,产生了极大的反响。观众纷纷赞叹:“这些侗族农民歌手真了不起!”如果我们的《Nyanl Maenl Naih Lil》(《美好时光》)也像《Happy New Year》(《新年快乐》)那样能用各种语言演唱,那该多好啊!

最后,我想归纳几句作为这篇文章的结尾:保护是基础,传承是手段,创新是目标。没有保护,所谓传承等于是无米之炊;没有保护和传承,所谓创新等于是无源之水。祝愿我们的侗族大歌粮丰米足,膳美炊香,源远流长。

杨锦麟:请吴定国先生点评。请!

吴定国(贵州黎平侗族文化旅游发展促进会会长,侗族大歌研究者):找我来点评,那是找对了,太找对了,因为我是侗学会的会长,又是侗学文学研究院的副院长,最重要一点我是邓敏文老师的学生,在侗族大歌歌声的眼中,我是他的师弟,所以我评他的讲话是相当有资格的。他一讲话,我觉得从过去、现在、将来三个角度来讲。过去他是在查历史文献和生活的共享的基础上来描述的,所以来讲是非常真实可信的。另外,现在他讲了侗族大歌的现状,这个现状他是通过深入细微的调查研究以后,来总结这方面的经验教训,因此也是客观实事求是。第三,那就是将来,他在总结了侗族大歌,也就是侗族文化在发展过程中的经验教训以后,前提提出来的侗族大歌的走向问题。提出的这些方法和设想,这些创新的设想,我认为是结合实际,切实可行的。

那么值得提出的是两点。第一点,邓先生提出来的侗族大歌只有发展,创新,还有出路,这里面包含了两个意思。一个是从侗族大歌发展的趋势来讲,第二个是它里面有一个东西就是欢迎各民族的专家学者共同来研究发展侗族大歌,这是体现了侗族人的包容、团结的一种心理状态。第二点,他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论点,就是唱歌于民,才能传播一世,民间都没有了,你传的什么歌?没有了,传不下来。再一点,我有一点重要的更正,侗族大歌是2009年9月30号正式列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就是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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