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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公益第四期 法律如何规范公益信息公开

2012年06月01日21:10腾讯公益[微博]我要评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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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公益第四期 法律如何规范公益信息公开

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刘培峰

主持人:谢谢杨老师,非常坦诚,在推进公益项目的落实时,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另外自觉、自律、自省是我们要学习的,针对这个话题刘老师有什么回应?

刘培峰:首先我非常赞成杨文庄的意见,反对“零成本”的说法,作为学者,第一我认为我是一个弱者,弱者在做任何事时都留出一个底线,这是一个非常强的界限;第二,零成本是伪命题,不等于没有成本,只是这个成本让别的途径负担;第三,我不同意通过转嫁成本的方式获取社会的公信力。所有公众都是善意的,而出问题的很大原因是因为我们的沟通和交流不够,说出一个真相比盖住一个真相更重要,有时社会谣言满天飞,谣言是得谎言的反动,我们要的还是真相。

另外,即使是10%的成本也要理性和理性的看待。为什么在过去有10%的成本?当时主要是参考有官方背景的基金会,他们人员工资、办公场所都是来自于部门,经费当然很低。如果这些东西都要自己负担时,10%远远不够。再一个要有差别原则,如果一个大的基金会每年有几个亿收入,10%是一个不小的数目,如果收入几百万,10%并不是很多,因为养工作人员是要经费的。所以无论是从业人员还是媒体包括自己都要努力,一方面努力改善公益自身生活的环境,另一方面改善公益从业人员的生活处境。现在很多人献爱心,但献爱心对很多人来讲是有负担的,特别是成家立业者,怎么办?让他们在做公益、献爱心时过体面的有尊严的生活,这样对公益事业的可持续发展是有利的。可持续和有体面的生活这就意味着要有一定的行政成本让这个事业里有更多人参与其中,当有更多人参与其中才会有更多的想象力和更多的空间,事业才能做大。不但要有成本,而且要有差别的成本,而且这些成本一是给受众,二是培养从事公益的专业人员,这个事业会做得越来越大,这也是在做公益。谢谢。

杨文庄:我分享一个例子,在泰国我们的基金会有一个非常好的伙伴,在70年代他从生殖健康做起,又做预防艾滋病,做得非常好。他们的社会组织发展得非常好,在泰国很多地方都有他的中心和项目,他们说泰国社会对公益组织的发展非常宽容,整个社会非常支持,所有项目经费在20%-30%,管理费25%,一方面有工作成本、人员的消费,但也不断的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办餐馆、办诊所,安全套像大白菜一样每家必备。在那些餐馆的工作人员水平不一定很高,但这些孩子都是从贫困地区来的,善待他们、关心他们,让他们有很好的工作环境,对他们的家庭都是一种很好的帮助。另外他们承诺每年一定经费资助农村,资助弱势。最后越建越大、越建越好。泰国和中国比是一个小国家,但泰国的社会组织发展值得我们好好学习。

全社会包括官员对社会组织发展要有宽容心态,要付出一些成本,包括犯错误的成本能够有一些承担。除非不要社会组织,用更严格苛刻的法来限制它,而不是加强组织的自身建设和培养,这样对中国社会组织的发展不是好消息,由此我特别盼望政府有关主管部门用更智慧的方式化解整个社会对社会组织的批评,承担一点责任。另外把更多的经费用到创造更多公平竞争的环境中,而不是把那些钱放在直系、自己派生出来的基金会上,这样对中国社会组织秩序会更好。我不太盼望有很多的条条框框,但需要自律,也需要社会他律,但我也希望创造更宽松的环境,引进更多的人才,让他觉得从事这个行业是神圣的、有尊严的,并且是可持续发展的,那样会更好。

主持人:“零成本”或许是中国特色的产物,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在于公众对基金会、公益组织的不信任,大家对公益组织要求特别苛刻、严格。于是在信息公开过程中就会碰到很多问题,庄老师和杨老师能否结合基金会的具体情况,你们碰到过哪些困难,又面临哪些挑战?

庄 伟:我们基金会成立两年,在信息公开方面一直受到的是鼓励,捐赠人都非常信任我们,只要我们有项目在平台上公示,不到一两天就全捐完,这方面我们一直受到的是鼓励。但这里面有非常实际的情况,即信息公示的底线在哪里?一定要有底线,否则无形中会增加巨大的工作量,一个驻京员工的工作量会非常大。那底线到底在哪儿?这是我们基金会一直思考的问题,即什么东西是无法公示的,或者你想公示,但在公示过程中触犯了法律。

杨文庄:信息公开一个是我们的自觉,另外是我们自己的想法在做,今年我们想把我们的基金会做到更好的层次,所以有几个挑战:第一是经费,包括网站建设,以及和媒体就重要项目沟通方面的活动开展。第二是人力安排的挑战,我们还不太擅于把过程中的问题报告出来,这个习惯要建立。第三是要尊重受助人的尊严,这方面也需要考虑。比如很多唇腭裂儿童,如果把前后的照片原原本本放到网上非常煽情,但要考虑受助者的权益。另外是把钱捐给贫困母亲,建议她对自己的一些妇女病进行治疗,但很多不能公开,不能说。所以公开还要经过几年努力,需要不断投入、不断完善有关自律的办法,总的来说是越来越好,希望做得更好一些。

刘培峰:首先我个人感觉公开性问题在法律上与公共性问题、外部影响力相联系,对于基金会来讲,信息公开应该是它的基本原则,但还要注比如相关合同的约定性问题。合同约定我个人认为有两方面把握:第一是捐款人是否愿意公开的问题;第二是受助对象具体情况公开到什么程度,当他不愿意公开,假如一对一,只需要向捐助人公开,不需要向社会公开。首先这是一个法律问题,信息公开也是技术性问题,比如成本问题怎么样能够既做到尽可能的公开,又尽可能的降低成本,这是一个问题。考虑联合平台做这件事,那是否考虑把信息公开的资料和年检也信息公开,这样尽可能降低基金会的信息公开的负担,也尽可能提供一个便捷渠道。另外需要外部媒体,即使大家讲他有愿望要公开,有技术手段公开,但信息公开是很复杂的一件事,比如他资助到下面,除非直接把钱发到每一个人手里,否则还是有人质疑。当然媒体人的努力、政府的接管和行业组织的自律结合到一起,效果可能会更好。

庄 伟:我补充一个小话题,刚才杨老师和刘老师一直提行业自律,包括基金会的自律话题,我在五年前不是从事慈善公益行业,只是从大学开始做了将近20年志愿者,当我们这个团队成立时,大家只是一群理想主义者,跟所有大学生刚刚踏入社会有满腔热情一样,当你满怀着对社会的奉献和爱,对他人奉献的理想主义激情做慈善时,前半年会非常幸福、开心,但半年后强调的是专业。在我真正成为专职公益人时,我做了大量的学习工作,然后开始总结,我们这个团队建立时专业性体现在哪儿,可能载体是信息公开,是项目执行的专业性,是理性化的运作,但中间有非常艰辛的过程。我们义工里有非常著名的律师,有非常著名的四大会计师事务所的高级人员,还有大型外企的高管,大家经常在一起开会,包括现在经常聚在一起,包括整个慈弘所有项目的规范立项书怎么写,立项书包含9个环节,怎么样把内容固定下来,整个机构怎么样运营管理,理想从头到尾、整个全程监控都是整体性东西,最后结合各种智慧,包括财务审计方面、管理方面、大型外企运营方面的智慧集中在一起,才形成了非常专业的执行流程。把流程固定下来,机构、团队的行为就得到了极其严谨规范的制约。所以我们第一次申请国家资助时,在470多个项目里,专家陪审团排名第一,当你这个项目拿出来时,提供的立项、执行流程、规范模式、财务的规范管理,所有东西是业内大家没有见过的,至少在慈善公益圈子里没有见过。所以我想NGO和NPO跟公司是一个道理,管理是一样的、立项是一样的、财务是一样的,要有财务风险管控机制,项目风险管控机制,要有立项标准,要有验收,要有公示报告,是非常有机结合的链条。

在古希腊有一个哲学命题叫“塔西佗陷阱”:当一个政府失去公信力时,无论做得对还是错,都是错的,民众都不相信。那我们何尝不把公益慈善领域作为真正透明、阳光、非常美好的窗口,一点一滴的重建信任,把大家所有的爱集中在一起,在这样的行业里把爱放大,让它阳光化、透明化,这个行业才会越来越有希望,我经常引用崔卫平老师一句话鼓励大家:“你所站立的地方就是你的中国,你光明中国就不黑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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