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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公益第四期 法律如何规范公益信息公开

2012年06月01日21:10腾讯公益[微博]我要评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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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公益第四期 法律如何规范公益信息公开

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 杨文庄

“零成本”是个伪命题,成本确客观存在

主持人:非常感谢刘老师精彩的点评,中国慈善立法一度陷入僵局,呼吁中国公益慈善法的出台,但法律出台后怎么样从被动接受到自觉转变?信息公开如何从技术手段过渡到理念的公开的过程道路还很漫长。回到庄伟老师这边,我了解到北京有两家基金会提倡零行政成本,很多人可能不太理解:国外的基金会在执行项目过程中都会收10%的管理费,但在中国有提倡“零成本”的说法,这是怎么实现的,另外信息公开,哪些信息是公开的,零成本是否包含公开到信息公开里。

庄 伟:在业内提倡“零行政成本”,北京目前只有两家基金会:一个是爱佑慈善基金会,一个是我们慈弘慈善基金会。零成本对当下社会的信任重建意义在哪儿?我们在初始发展阶段提倡零行政成本,如果捐助者捐赠了100元钱,扣掉10元钱,别人会问这10元钱是怎么用的、怎么花的。我们基金会刚刚起步,规模也小,每年实际捐赠出去的善款应该在300-400万左右,这中间的运营成本非常高,因为绝大多数人员包括我在内常年在西部高原,常年在山区,出差的执行成本比较高。这里面仅以目前募捐量包含不了大家的基本项目运行成本。

我们在创建之初有几年规划,至少在五到十年内在有前提的条件下提倡零行政成本,好让善心人士捐的每一分钱都落实下去。那这个成本谁来出?一个来源于理事单位,他们给大家提供健全保障包括五险一金、社会福利、医疗保障;另外支付薪水,能够支撑大家非常辛苦劳累的工作,如果业界薪水很低,又让大家大半年时间在乡村里工作是难以支撑下去的,所以这一块的最大成本由理事单位比较大型的上市公司做全额的资助。

另外一种是项目执行成本,对于很多大的基金会,包括运作非常良好的基金会,包括有名的基金会,这一块成本会计入项目本身。比如格桑花的一对一助学,比如上海的“梦想中心”,每个项目的出差执行成本、项目物流成本都归入到项目本身的善款里。但对我们来说,这一成本不占用任何善款,这些成本也都来自于基金会理事和理事单位的个人捐赠,我们还是有信心在5-10年内零实现成本,借此重建社会公众对慈善的信心,这才是我们的真正目的。 在目前情况下社会公众对慈善有很多质疑,大家不知道我捐的钱到底落在哪儿,在没有基本信任的前提之下,我们只能做到让你看到每一分钱怎么花下去,通过漫长而艰辛的努力重建社会信任,当大家的这种信任重建起来,大家了解到时怎么回事,收取3%或者2%的适当行政成本相信大家会接受。

在这里需要对“零行政成本”的解释,“零成本”是不科学的概念,首先里面有基本的财务问题,当你拨付一笔善款时,银行会收取手续费,比如助学款25万拨到各个学校时,会有3-4元的手续费,这是没有办法避免的。所谓的“零行政成本”不是科学严谨的概念,只是一个口号。当然我们能保证的是,每个月产生的行政支出由理事和理事单位承担,不用善款。我想爱佑慈善提倡“零行政成本”时也是这样的概念,大家的目标一致:重建一种信任,重建善心捐助者和慈善执行机构之间的信任,这个道路很漫长,但当社会越来越理性对待公益事业,大家都会接受,前提是建立相互信任。

主持人:行政成本也属于信息公开的一部分?

庄 伟:是的,只要是通过慈弘账务走的每一分钱都要公开,因工资薪水、福利待遇和出差落实项目由理事单位进行负担,因为不走财务的帐,这样公开是非法的。

主持人:杨老师,您是对“零行政成本”如何看待?

杨文庄:把我和庄伟放在对立面上,感谢主持人用心(笑)。我个人觉得“零成本”是个伪命题,因为这个成本的确是客观存在的。今天上午我还和几位学者讨论这个问题,不要因为社会对基金会的问责和苛责把基金会赖以生存的基本底线突破掉,这是不可能的。因为社会组织是一个单位,资金主要是投入公益项目,解决社存在的问题,提供公益服务得到社会的认可,维持工作成本和个人在这儿学习成长的成本,继而促进行业发展,促进队伍越来越好的发展,这是基本。如果政府不给钱,如果大企业不在账外有一笔钱给这部分人,那做公益的人难道就不吃不喝了吗?所以“零成本”只是一个噱头,我同意庄伟的理解:零成本的提法不严谨,说得很对。

现在有两个不太好的倾向:一是有政府背景的,通过渠道得到政府补贴的机构讲“零成本”、低成本,实际上大量的成本分摊在财政资金,而很多财政资金不对社会公布。另外是一些个别的基金会有大财团、大企业来支持,庄伟也坦率的说成本很高,一年有几个月的时间在高原上工作,有住宿费、伙食费、调研费、车马费等,要付出很多劳动,如果把慈善链条做得那么精彩、那么漂亮、那么透明肯定要成本,比如建网站,财政不给我钱,企业没有单独的让你做工作成本的钱,那也只能按国家法律法规规定在募捐中提取工作成本和管理费,管理费每年一般在4%左右。

中国慈善事业发展很困难,一方面其发展处于幼稚期(十多年),幼稚期的积累、规则、人才培养,包括公益理念传承都非常薄弱。所以我特别呼吁政府包括公益组织的行政主管部门要多拿出一些培养人才经费,清华、北大培养了很多专业学生,但都不愿意到基金会、公益组织中来,为什么?因为收入太低。大多求职者需要的都很实际,因为在北京要租房,要给父母赡养经费,应当给他受多年教育、家里培养付出那么多努力的基本薪水。这种薪水从哪里来?如果民政部给我发工资我会很高兴,但做不到,所以号召员工珍惜这种机会,珍惜社会给你提供一个进入公益渠道的机会,通过努力工作得到一般的或者能解决温饱或者好一点的工资,现在的公益组织吸引人才非常困难。

公益事业背负着社会的良心,每一分钱都要非常珍惜。很多拿出钱来的人并不都是富裕的人,更多是草根,像你我他一样的老百姓掏出自己的钱来做慈善,所以每一分钱都非常珍惜。公益慈善是有成本的,不过在努力降低成本,努力做到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对得起社会的信任。这是我的意见。

公益组织应该强调自愿、自觉、自省。政府今天出一个法规,明天出一个法规,后天出一个法规,但如何加强行业的自主作用,行业的自律、自我约束方面能否有更多的作为?这都是需要做的工作。我国法律法规很多,但为什么执行不好?可能对实际的判断和实际情况的了解缺乏导致我们对行业认识的偏差。所以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应当采取更多的民主方式和公民建立的方式尊重行业人才、组织,让他们通过自律、自觉、自己讨论的行为约束自己,这样中国社会才能健康,基金会发展才能更健康。我并不是特别赞成有特别多的行政方面的法律法规制约,而是更强调社会参与,行业自律、行业的基础设施建设、人才培养方面多做一些工作,把公开、透明做得更好是我们要做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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