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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公益第四期 法律如何规范公益信息公开

2012年06月01日21:10腾讯公益[微博]我要评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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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公益第四期 法律如何规范公益信息公开

北京慈弘慈善基金会秘书长 庄伟

庄 伟:非常感谢腾讯网、基金会中心网给我们这样的机会展示我们很年轻的公益组织,我们虽然叫基金会,其实是一个草根组织,团队里的核心人员从事草根项目执行超过5-6年,核心人员曾经是外企高管,有的曾是媒体人,有的是非常著名的律师,他们放弃好的待遇走到这个行业里力图做一个理性、公开、透明的慈善平台。6年前大家曾在四川捐助过42个学生的班级,他们是与世隔绝村子里的失学孩子,我们把他们找到,使他们上完初中。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非常辛苦,一开始大家都不是专职,都还在从事自己的工作,当时觉得自己的力量非常小,5年只帮助到42个学生,如果集合社会大众的力量可能会帮助到420个、4200个学生乃至更多的学生,这也是2009年发起慈弘慈善基金会的动因。

大家都在谈信息公示、公开,公示和公开到底做什么?每个组织有自己的做法,我们在成立之初非常注重项目的落实,做项目的募集和募捐,从它的立项—实体调研—执行流程—财务预算—实际募款过程—募款过程的全面公示—执行过程的全部图片公示—执行完后全面向社会公示和反馈的结果。从一开始到结束是一条线由始至终的整体呈现,所以大家在看北京慈弘慈善基金会网站时这条线比较清晰,我们力图让在社会上募集到的每一分钱,比如一个青岛人捐10块钱,我们把这10块钱转变成爱心字典,可能发放到大通县西北一个村的小孩手里,这个青岛人可以查到这条线索。现在我们做得虽然不是特别好,但对此我们引以自豪。整个流程的公示是信息公开的重要环节。我相信大家都会看到每个网站会公示募集到多少钱,谁谁捐了多少喊,但作为大众来说最关心的是我捐给基金会的钱落到哪里,在什么时间段有什么样的执行人、负责人以什么样的方式落到什么人手里,这是关键。所以我们力图把这个流程呈现出来,这是我们在项目公示方面做的努力和尝试。

另外与项目公直接相关的是财务公示,财务的明晰、公开是任何草根组织、公益组织发展的关键基础。我们的财务公示是将每天的收和支非常详细的呈现出来,这方面我们认为做得还不是非常专业,我现在向所有网友和在座各位保证:未来的财务公示将会增加项目执行落实过程中的项目本身的财务全面公示。

在未来,我们的信息公示将会做一个大工作:将在慈弘项目板块里,每一个项目做全部的流程公示和过程公示,配合所有的信息、照片和执行流程。同时在财务公示的板块,把所有项目的财务公示信息进行全面公示。这块需要大量的人力成本,但只要去做,做到公开透明,基金会就会有公信力。我们的基金会从成立到现在很短暂,去年是一个完整的自然年,因在财务的信息公示和项目流程公示里做得不错,所以全年得到的社会募捐非常多,绝大多数人是10块钱、10块钱为我们捐款。

我们有我们为这些孩子做“爱心字典”和“冬季温暖”项目,主要关注那些在西部贫困乡村尤其是一些海拔非常高,超过4千米与世隔绝的小村的孩子们,我们在做实地调研时,翻越过多座山(海拔5000米)到这个与世隔绝的地方发现很多孩子没有字典,全校只有5-6本字典,班级轮流看。孩子作文有很多错别字。我们就想一定要为这些孩子送字典。一回来就直接做了专门立项,做了立项会议,通过多方面的考核、衡量,这种衡量标准也是比较好的咨询机构义工帮我们做的,一共是12所乡村小学信息公示出来,当时我微博做全面公示,不到一天时间,就募集到1774本新华字典(其实就是17740元钱),与此同时我们在社会上募集到25600元钱,为那里的孩子买了字典,发放过程进行全程公示。

我们后来又发动了一次“爱心字典”项目,得到了网友、爱心人士的关注,起点很低:10元钱就有可能改变一个孩子学习的惯性,简单的对知识渴望。第二次募集到87700元钱,买了8770册新字典,发放到50个小村小学的孩子手里。每个人捐赠的10元钱可以在发放的报表里,因为每个孩领取字典时,都要签字、按他的手印。这是我们基金会在做项目时所一直在强调的或者传承的,让大家的爱心能够真实可见,能够真的落到最需要的人的手中。

刘培峰:核心讨论公开的机制问题、公开的斜度问题

刘培峰:首先非常高兴有这样的机会让我和业界的好多好朋友见面,杨文庄的基金会我比较了解,在2004年我有过长期接触,庄伟的慈弘慈善基金会我之前不太了解,但今天给了我一个了解的机会,我很尊重他们对社会所做的贡献。中国改革开放30年社会最积极的变化体现在三方面:一是市场经济的崛起,二是法治社会,三是民主,民主社会与公民社会的推动有关

现在公开透明已经说得不少,我们需要核心讨论公开的机制问题、公开的斜度问题。适度的公开斜度把握不好,依然会存在问题,比如是否损害受众的资助。我在美国看到一个基金会给穷人发放面包,穷人也要脸面,所以这个基金会于每天晚上1-2点直接发放到他们的门前,每周发放两次。这样做既维护一个人的自尊,也维护了一个人的自信,对他在以后的成长是有利的。所以我希望我们关注到机制问题,另外是斜度问题。

信息公开机制是老问题新解读。建国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基金会的信息公开问题也是我们所关注的。有两个阶段:2004年之前和2004年之后。第一个阶段,2004年前,几位著名的从业人员和研究人员都做过行业准则;同时很多政府的基金会主动做战略规划,那时候我们能够看到详细的规划,但在当时这个问题为什么没有显现得很明显?那个时候的基金会规模并不大,而且大量基金会是官办基金,不是来源于社会募捐,即使来源于募捐也是行政手段的募捐。

第二个阶段是2004年之后,基金会条例颁布以后基金会开始有大规模的发展,由几百家发展到2000多家,基金会信息公开也在做,《基金会条例》有很大贡献,和过去的条例不一样在于有详细的技术指标为信息公开提供了标杆性的指引,要看到这样的努力。政府在这方面也做了很多工作,比如民政部《公益慈善捐助信息公开指引》;另一方面学界也在做。能力建设一方面是组织的自由问题,二是组织的社会公信力问题,媒体朋友在这方面做了很多努力,当然业界也在做,随着问题、环境的出现,社会既有一种被动,也有一种自觉,这种自觉对我们都有利

公益信息透明问题被炒得很热要从去年的郭美美事件开始,这个事件出来后民间组织和政府也做了很多工作,在去年年底我写了一篇文章《没有把灾难变成庆功宴,社会组织进行反思》,因为在以前一有灾难,灾难解决了就开始庆功,没有制度反省。郭美美事件有反省,但反省可能走偏了,我们所反省更多的是信息公开问题,而没有反省郭美美事件背后的原因是什么?郭美美事件出来后,有人问我谁还会出事?我说还会出事,因为这是系统性的错误,而最重要的是政社不分所带来的问题,没有长期的官僚主义或者行政带来的优越感,意识形态带来的东西使他根本无法静下心来,看慈善是用一颗卑微的心和别人分享。因为郭美美事件,信息公开做了,但怎样使政社分离进一步明晰化做得并不是很好,而且有些时候还在加强,这是需要我们去关注的问题。

信息公开是一种技术手段,技术手段能够解决问题的限度很有限。我曾提出一个基本主张:技术化解救治,治道变革推动政道变革。技术手段既可能带来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的提高,也会带来控制能力的提高,所以当我们在呼唤法律时,还需要呼唤社会的自主性,要组织联盟,组织共同的规则,在法律规则之外有这样的规则可能是解决问题的一种方法,因为在任何时候政府都是不在场的,它掌握信息的能力有限。比如在民间组织里存在的问题,我更多的了解都是来源于与民间组织的仔细交流。我个人认为组织共同的规则是一个很好的做法,但要做到三点:一是机制问题,二是斜度问题,三是培养社会自主性。如果没有社会的自主性,很难有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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