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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逸舟 新时期中国需要软力量

2012年02月20日12:32腾讯公益[微博]我要评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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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2月17日,由北京大学公民社会研究中心主办,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南都基金会、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和中国扶贫基金会共同资助的“2012北京大学公民社会发展论坛”在北大博雅国际会议中心举行。会议邀请来自学界、业界、媒体界的代表60多人参加,探讨中国公民社会未来发展的路径,此外针对目前比较热门的议题“基金会国际化发展战略”进行研讨,并现场投票揭晓“2010年中国公民社会发展十大事件”。腾讯公益作为独家网络支持本次会议,以下为北大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王逸舟现场发言:

王逸舟:感谢主持人。今天天气很冷,但是谈论的话题很暖。我想就我自己的研究谈一谈中国在国际化进程中的社会参与,包括基金会的参与。

我自己的看法是中国现在正在进入一个新的时期,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正在发生非常深刻的历史性的变革。我们看过去这六十年,中国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毛泽东阶段,第二阶段是邓小平时代,现在正在悄然进入一个新的时期。

毛泽东时代,中国是一个造反者的形象,是一个红卫兵的形象。邓小平时代到现在的三十年,中国是搭便车的作用,有人讲中国是全球化最大的受益者,最大的弄潮儿,我觉得不夸张。我们30年的综合实力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特别是我们的经济生活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现在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这个时期我自己的说法就是中国应当有一个不同于毛泽东时代,不同于邓小平时代的全新的时期。有三个简单的标准,第一个中国不再仅仅是搭便车,也不是造反者,而是一个要主动去谋划,去在全球高地上面发出自己声音的时代。

在这个时期,中国要用中国人的智慧,按照我们历史的文明,特别是中国社会新的变革,提供中国自己的公共产品,提供我们的话语权,而不是用现成的,不光是西方的还是其他地区的一些话语和制度的安排。

中国在新时期参与,主要不是政治造反者,也不是经济上全球化的弄潮儿,一定是以中国社会的全方位的加入到国际社会,并且发挥中国人的社会角色,社会作用为突出标志。我想把它区别于以往的一个重大的新的起点和目标。

为什么这么说呢?我心里一直有很大的不满和批评,我觉得到目前为止,我到很多国家地区,人家谈起中国来,和我们自己的想象是截然不同的。外国看到中国差不多相当于一个巨人,一个强大的经济怪兽,他在全球的贸易吞吐量,在全球满世界找矿,打井,满世界运输,可以说是新世纪头十年力量最大的家伙。这个家伙就是有钱,就是经济上的关注,就是占市场,就是成吨成吨的挖石油、煤、铁矿石。但是别的方面,人家觉得这个怪兽带来了失业,带来了别人市场的被占据,加剧了别人经济的衰退。外部对中国称为国家资本主义的形象,所以表面上是社会主义,人家都不认为你是社会主义,是一种名义上是社会主义,实质上是国家垄断的商业资本主义形象。

中国不是孔夫子中国、不是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就是经济上很强大,有的时候很蛮横,但是其他方面没有多少优势,没有任何智慧,没有创造性的一个家伙。

这有很多漫画式的想象,但是不是一点没有根据的。在这种形象的背后,要看到确实是我们国家力量的一个彰显,是中国目前为止举国体制在海外的放大,而我们中国社会成长的线索并没有真正的得到反应。

奥运会前后,包括最近这几年我们开始进行国际公关,我们有孔子学院等等。我们自己的感受和在国外是不一样的,我觉得这样多少是加剧了外国对中国的恐惧感,加大的中国的威胁论。我们宣传是更高、更快、更强的精神,所以我们航天员在上面,我们姚明在那里,章子怡更漂亮,城市建筑更眩目的这些东西,对国外的观者来说,他看到中国觉得很神奇,但是也有一些畏惧。不是亲切的,不是贴近人心的,不是日常中可以感触的形象。

他们觉得没有社会的生机勃勃,没有各种各样的争论,没有我们今天所谈到的温暖,国外今天看到中国就是国家很强大,政府很有钱,到处去撒钱。欧洲比我们强大十倍,人均收入高十倍的国家要中国来救,救欧债。到底中国是什么?我觉得这是我们现阶段中国制度性的突破,也是我们一个最大的问题。中国展示的只是一个普通巨人,是一个经济怪兽,而我们的社会没有走出去,我们的NGO没有出去,虽然有一些青年志愿者,但是少而又少。

昨天我跟团中央商量,未来我们北大想做一些事情,如果让青年志愿者大量出去,而不是现在很多年才几百人,要成千上万的出去,到世界上去教英语,到世界上去教很多人做示范,帮助穷人。中国现在去了三四百个人,非常有限。

我们也有一些好的东西,比如说我们的维和部队,比如说我们的医疗队。但是外部看到今天的中国,如果是当代,基本上想到了船队,想到了打井队,想到了航母。我们的媒体有一定的责任,我们渲染这些东西渲染的非常厉害,让别人想象到中国就是力量,更高更强的举国体制。但是真正的社会分化,社会的成长,社会对国家很多批评的不满,这是没有的。要不然就是和停滞不前的朝鲜联系起来,要不就是看成是苏联的晚期。我们今天和苏联还不同,当时苏联是军事扩张,中国是经济扩张。这是我们新阶段的一个地标,也是我们不得不承认的一个新的问题。

下一个时期怎么发展呢?我们要创造社会性的事件,在国内一定要有一种革新的、生机勃勃的,而不是停滞不前的,一种紧张的关系。国际上我觉得一定要做一些创造性进入或者是建设性的参与,或者是我们自己提供一些好的公共产品,有中国特色、有中国话语,有中国风格和气派的东西。

青年志愿者,我们现在青年志愿者不是没有,大家不要以为现在80后、90后只是为了赚钱,只是想去做一些很功利化的,不关心世界时事的,比如说我们班上有一个青年人,他今年、明年准备休学一年,到非洲去做一年的志愿者,他以前去过一个月,他发现这可以体现一个青年人的价值所在。当然我不反对去公司、政府工作,问题你是有没有跟着你的心走,跟着你的愿望走。

我要告诉大家,即便是在我们看到社会参与的过程中,包括NGO的参与过程中,你要说中国的NGO完全是官办的,中国是工青妇,基本上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独立的,中国的基金会都是政府或者是半政府的,我的志愿者出去怎么了?难道不是志愿的吗?不是为当地人服务的吗?或者是提供一些最根本的单词,汉语或者是英文的讲授,你可以发现强大的有形的、无形的举国体制,对青年志愿者这个非常好的事业造成的负面的效应。

国际上的青年志愿者就是跟自己的心走,跟自己的志愿走。国外跟我们国内的志愿者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现在很多志愿者是出去镀金的,出去了以后拿一个经历回来,回来之后你的履历和志愿表上有一个加分。我曾经当过志愿者,而志愿者有很多的条件,比如说报酬300美元或者是900美元,要不断的提高。我们去的时候,由团委去保驾护航,他们来了还添了很多的负担。

一个好事情并没有真正做好,我们讲维和部队,中国的维和部队是联合国中纪律最严明的部队,但是我自己讲了,我们的军人不会说话,他们并不知道现在世界各国,包括非洲,他们对中国是如何想象的,他们需要一些什么。我们还是传统意义上的部队或者是跟西方有别的部队,不说话的部队,我们干活、修路都是中国人,在非洲。我们缺少话语权和明显的意识,我们如何作为一种国际维和部队来彰显我们应有的国际思想、国际哲学和国际贡献,这是没有的,这是让我比较焦虑的地方。

新的时期,中国的力量绝不应当只是一种所谓的GDP的力量、军费的力量或者是拿矿的力量,或者是船队的力量,中国特别需要软力量。

什么是我们的软力量?什么是中国的智慧呢?这是我们需要好好想想的。要让制度安排变得比较谨慎一些,要让社会的声音出去,现在在非洲,在亚洲,在全世界听到中国社会的声音,看到的就是中国国家的声音,国家的力量,国家的投入。

我们国内一个校车事情出了,政府一说,不计成本的,而且不考虑实际可能性的多少多少钱。在国际上也是一样的,为了平息某些中国威胁论,我们一给就是多少多少个亿,也没有计算过这个钱是不是给的合理,是不是应当,是不是原先的财政可能的。

很多东西都是觉得去审视的,我们的钱怎么用?国有的大企业利用了我们的体制,在绑架我们的体制。现在外交很多资源,领导人的出访为他们服务。但是我们的农民、下层的学生,失业人群,他们如何表达,基本上没有。

今天我们谈到了基金会国际发展战略,我特别希望未来要避免走过去的老路,我们对非洲一做就是多少万,多少亿。彼此之间多少多少项目,多少多少往来,多少多少领导人出访,有一些过程我们比较怀疑,觉得中国就是有钱,中国就是没有社会审议,没有产权人,纳税人的意识,他用这个钱是什么方式用呢?权贵子弟跟你的官员搞好关系,我的孩子到你这儿来留学,钱也是不明不白的到了一些人的手里。外界有一个评论,中国为什么跟一些不明不白的国家来往比较多。这个批评不是那么完全,有的时候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不堪。

很多大使恰恰是特别善于和社会打交道,特别善于代表中国社会的声音。前两年我的书里面讲到了王轶到缅甸政府去斡旋,东盟斡旋不成,联合国特使下不去,国际社会希望中国出面调协。王轶成功的说服了缅甸政府,接受联合国特使,后来和东盟开始对话,缅甸的发展民主化和社会参与过程在我们看来绝不只是美国施压的结果,包括中国在内的很多国家共同推动的结果。王轶发表了一个文本,很短,强调了两个意义。

第一,中国不希望外部政权和外部势力来干涉,还是要各方对话。

第二,我们真诚的愿意看到缅甸国内的民主化进程得到发展。王轶出使之前请学者吃饭,聊天,说大家有什么建议和想法吗?我们觉得现在某一些国家专制,欺负老百姓我们不满,这个时候我们即便去了,我们也要把这种声音反应出来,而不是说我们不干涉内政,再跟他做经济上的往来,外部就觉得中国就是以不干涉内政为名,不管别人的暴乱和暴虐,就是打油。王轶的出访表达了中国人民的良好愿望,这就是一个特别生动的事实。

当奥运会前后出现了一种反华声音,不让中国办奥运,抵制火炬传递的时候,有的人站出来说,我们真诚的希望奥运在中国召开,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发生真诚的互动。他说的话不是用很僵硬的语言,他是用他女儿给他的来信说的,他自己用非常优美散文的格调来说话。

未来中国的国家也好、社会也好,包括基金会也好,我们怎么参与国际事务,我们一定要想清楚,我们不是毛泽东时代,也不是只是赚钱的时代,中国人走向世界是中国社会在新的时代为人类文明做贡献的时期,一方面要求我们要有智慧的方式、社会的方式参与社会。另一方面,我自己想国家要有一定的变革,国家要小一些,社会要大一些,国家说话要客气一些,要受到约束一些,要受到制衡一些。社会要更加张扬一些,活跃一些。

我衷心希望,未来可以参与国际社会,我们可以提供公共产品,提供所谓全球治理的冲突、债务危机、气侯变暖等等的时候,中国不只是说少数政治家的声音,少数外交决策部门的声音,中国社会现在多种多样,实际上是很丰富的声音也能在国际社会得到表达,让人看到占了全球五分之一人口的国家有社会活力,有我们所说的软意,要把这个表达出来,所以我衷心的希望,一定要避免沾染恶习,沾染让人嫌恶和害怕的东西,我认为公民一定要有经济人的意识,对政府怎么使用他的钱有强烈的监督。第二要有选举,对我代表的那些人,不是你,是我,是我能够通过各种方式东西的。我们要让世界知道中国的贡献,中国的崛起让国际社会变得更加的和平和进步。

坦率的说,到目前为止是好坏参半的,威胁论上升,让少数西方和既得利益的大国恐惧和扭曲,但是也要承认我们自身体制上的问题多多少少加剧了外部的担心。所以我想从外交国际关系来说,中国未来的成长和进步,的的确确是需要社会的参与,我们走向国际化的过程绝不可只是国家和政府的国际化,不仅仅是领导人的出访。我希望我们的NGO、社会、媒体去参与社会,有所贡献。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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