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西津：7.21北京水灾，政府动员参与，人们开始表示拒绝。在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是好事，体现了公民选择性和公民主体意识的出现。人们参与做公益并不仅是作为捐款的来源者和供给者身份，而是要知道我做了什么，为什么要做，钱去了哪里，谁来做这件事，包括很多相关联的问题。人们开始尝试理性思考、问责、质疑，这在现有公益发展阶段是特别有意义的事情。最早的乡村教师培训的念头就是从这来的。我们把乡村教师请到大城市来开阔眼界，他们回去讲给孩子听。[详细]

林风：捐赠是自愿行为还是一种被要求的行为？答案大家都清楚，公益慈善也好捐赠也好，更多是发自于我们自己的善良和爱心来帮扶困难群体，是一种主动式、自发式行为。人们的这种反映都合理、正常。[详细]

贾西津：当我们的城市公共服务不是均等化的情况下，动员捐款是条件。比如要求户籍、要有摇号或者完税等条件，为什么要求社会资源就不需要这种条件呢？这种质疑反映了人们对于最基本的公共服务提供均等化的质疑，背后与税收紧密相连。有人说我纳税了，干嘛还要捐？含义是我们的税应该实现公共服务的均等化，而现在的税并没有直接跟这些公共服务紧密联合起来。已经纳了税，遇到了各种事情，各种公共服务，又要求额外捐赠，相当于补充了税而已，这时候政府的公共动员就会变得非常无效。[详细]

林风：政府援助灾难有两部分资金参与到救助中，一部分是财政资金，一部分是社会救助资金。第一，政府作为动员主体让人容易产生质疑。第二，随便动用政府的动员力，效果适得其反。第三，最重要的一点是动员对象的问题，动员的目的是为了有更多的捐赠出现，这种动员效果很微弱。[详细]

贾西津：政府退出公益市场，自由选择市场才能发展起来，自由选择市场的建立对各企业都有好处，没有市场，哪个企业都不会好，哪怕是垄断企业也无法真正的盈利。[详细]

刘佑平：“政府动员式慈善捐赠在今天结束”的结论有点过早，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政府动员式慈善捐赠”的方式淡出市场或退出历史舞台是一个趋势，一个事实。不管你是否愿意承认都是这样一个潮流，这个潮流不会改变。[详细]

贾西津：就劝募而言，从社会资源的绝对数来说我们有这种基础，所以现在并不是一个绝对的社会资源如何产生的问题，而是如何搭建其中的纽带，让这些资源能够去到需要的地方。这个纽带非常重要的一点是要给公民自己更多的选择，一种自由的选择。公益组织负责搭建平台。基金会“散财之道”很重要，基金会“会花钱”才会来钱。[详细]

刘佑平：老百姓的爱心就在那里，你去开发就会得到更多的体现。所以不是有没有爱心的问题，而是劝募的艺术发挥得怎么样的问题。政府在这层面，一方面逐渐退出劝募市场，另一方面要做到最大的程度的包容。跟所有的组织，无论是传统的组织还是很现代的组织，无论是官办机构还是草根机构、民间机构，无论是国际机构还是国内机构，要给他们充分的公平公正，让他们开放市场，才会有市场的自由竞争、自由淘汰，这个市场才会正常、自由地得到发展。[详细]

贾西津：一是组织资深的运作，确实能够公开透明，有它自己的实现力，有清晰的宗旨和实现公益宗旨的能力；二是易化捐赠途径，当途径非常易化时人们自然更多愿意参与；三是在中国特色下，政府要退出劝募市场，政府在其中起到影响选择性的作用，所以当政府退出时，自由捐赠市场才能发展起来，我们现在的捐赠需要形成自由选择的市场。[详细]

刘佑平：怎么赢得市场？我觉得要有专业的优秀品牌设计，因为我们所面临的是市场，必须要有良好的品牌。另外要有尽心、专业的服务；第三是要有透明的运作，以这三点去做才能赢得市场和公众的信任。如果做到了这三点，劝募市场一定又会获得常态的高潮，并非是2008年井喷式一下子一千多亿。[详细]

贾西津：成本对于慈善组织而言相当于价格对于企业，强行定值不合理。公益成本最重要的不是定一个多高多低的线，而是能否让它充分的公开透明。捐赠者是否有充分的知情权，而且是一个公开的开放募捐市场，让每个捐赠者有选择性。当市场建立起来了，不怕有人标高价，因为在竞争中人们一定会选择质优。所以现在的问题是，不是标价的问题，不是政府有没有给出一个百分值，而是我们的市场不够开放，不够自由。[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