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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女子艾滋病戒毒大队里的绝望与重生

重庆西山坪北碚强制隔离戒毒所二大队,是该市唯一一所专门管理女性艾滋病戒毒人员的地方。对每一个刚进入这里的人而言,失去自由让她们误以为这里是充满冷漠、绝望、暴戾的“荒原”。

但这里的干警兢兢业业,用真心换真情,感化这些绝望的艾滋病戒毒人员,让她们告别绝望,获得重生。

女警廖天晴说:“12月1日是世界艾滋病日,我也希望除了戒毒所,不论是家庭还是社会,都需要对这些人员有更多的包容和关注,多一份温暖就多一份希望。不要让她们最后成为了一个恶性循环。”

重庆女子艾滋病戒毒大队里的绝望与重生

廖天晴在问候生病的艾滋病戒毒人员。市教育矫治局供图

求死

张艺决定杀死自己。

她尝试着找到利刃割腕,没死;又想找到高地跳楼,未遂。最后,她开始拒绝吃药,准备用这种看似不太痛苦的办法了结自己的生命。

噩梦开始在张艺14岁那一年。她第一次尝试了被称为“包子”的冰毒。朋友拿来一袋“粉”,放在锡纸上,用打火机烫出白烟给张艺吸,仅仅一口,就让她兴奋了三天三夜,没吃东西,没睡觉,一直打游戏。

由于从小父母不在身边,她早早就开始社会上认识的朋友“鬼混”——逃课、夜不归宿,甚至退学。后来,她越陷越深,每天吸食毒品比一日三餐还规律。

2016年4月,吸毒被抓的张艺被送到江北女子戒毒所,经历了生理脱毒阶段后,经过体检,发现自己染上了艾滋病,紧接着被送到了重庆西山坪的北碚强制隔离戒毒所二大队。

十一月末的重庆,凉风习习,西山坪半山腰的深墙铁院之中,依然绿意盎然。一群穿着蓝色衣服的艾滋病戒毒人员正在广场上活动。

张艺被送到这里,一个特殊的场所——重庆市唯一一所专门管理女性艾滋病戒毒人员的地方,一个进来之初充满冷漠、绝望、暴戾的“荒原”。

张艺回忆道:“也许就是被我的男友传染的吧。”得知自己染上艾滋病后,她非常害怕,“我自己都接受不了,更别说父母。”她对此选择隐瞒。

她说,她本想着好好表现,争取戒掉毒瘾,开始新的生活,但查出艾滋病后,她就不再抱幻想了,感觉每一天都那么长、那么慢,感觉自己随时会死掉,活不到出去的那一天。即使活着出去,也要整天忍受别人歧视的目光。再加上没法向父母交代,她对人生彻底没有了信心,只想着早点解脱。

“她们都说艾滋病是绝症,我活不长了,活起太痛苦,不如一了百了。”说起求死心切的那段日子,张艺说,仿佛做了一场噩梦,幸亏有人把她叫醒。

叫醒张艺的人名叫廖天晴,是女子戒毒艾滋病专管大队民警。为了让张艺振作起来,她多次找她谈心,并且专门和张艺的父母沟通情况,让他们来探望。

张艺看到父亲的白头发,又多了,本来就严厉而寡言的父亲,望着女儿,哭得像个孩子。母亲,对着她一阵嘘寒问暖,临走时还留下一封信。“我爸妈都没文化,不善言辞,没想到他们还会给我写信。”那封信,至今被张艺收藏在枕头下面,戒毒难在心瘾,每当觉得自己需要力量,她便会从枕头下抽出父母的信,含着泪,一个字一个字地看。

“我们都是女人,她的绝望,我能体会。” 廖天晴说,上个月是张艺20岁生日,干警们专门为她准备了小惊喜。当张艺看到从屋子里端出蛋糕的那一刻,她哭得一塌糊涂。好久好久没人给她过生日,3年?5年?久到已经快忘记蛋糕的甜蜜滋味。那天,一群艾滋病戒毒人员和干警围着张艺,一起唱生日歌、吹蜡烛。望着分到手里的蛋糕,因为特殊“缘分”从五湖四海聚集在一起的她们,哭了又笑了。

渐渐地,张艺似乎看到了希望,她开始振作起来。现在的张艺,脸色开始有了光泽,婴儿肥的圆脸蛋,配着齐耳短发,眼睛圆溜溜的,显得很精神,说起话来语速很快,不时说两句冷笑话,就像校园里穿着校服,和同学手挽手讨论着娱乐八卦的学生,青春飞扬。

虽然她皮肤粗糙而发黄,手背上布满一个个小凸起,但她老是笑着说,会好的。“万一我按时吃药,能把病医好呢?我还想出去开个小店,自己当老板。”张艺说着自己的未来梦想,笑得眼睛眯成了一条线,稚嫩的脸庞,似乎还没有感受过现实的残酷。

重庆女子艾滋病戒毒大队里的绝望与重生

北碚强制隔离戒毒所二大队干警与艾滋病戒毒人员谈心。华龙网 图

自弃

刘丽是来自重庆大足的戒毒人员,四十八岁的她已经是第3次进强戒所。

“我以前在外面想干什么干什么,没人能管得了我。才进来的时候我跟干警对着干,处处找麻烦。”比如干警发了药,她转身便故意扔在地上,用脚碾碎,还叫着:“您让我吃,我偏不吃!”

干警发的药是医生根据诊断结果,为每个人制定的治疗方案而配的,每天早晚9点各发一次。民警发现刘丽的“小动作”后,每次送药便端着杯子,一个一个挨着发,看着刘丽咽下去后才离开。

刘丽年纪大了,抵抗力一度下降,小感冒不断,甚至频繁发烧,在大队医院里连续输液。

有一天,她正躺在床上输液,迷迷糊糊中感觉到一只手伸过来贴在她的额头上停留了一会,接着,耳边传来廖天晴的声音:“还烧不烧?温度好像降下来一点。”

这个不起眼的动作,让病中的刘丽一下想到了年迈的母亲。自从她得了艾滋病,除了年过七十的老母亲敢碰触她外,平日里的亲戚朋友都开始疏远她,甚至说话的时候都恨不得隔着“银河般的距离”,生怕刘丽的唾沫会飞过来传染到他们。

每个艾滋病戒毒人员刚来的时候,打架、吵架的事情都有可能发生,而且戒毒人员非常冷漠,彼此之间交流少,还非常的敏感,一个不起眼的歧视动作、一个细微的眼神都有可能戳中她们愤怒的神经,也可能埋葬他们希望的光亮。

“阿嚏!”感冒了的刘丽一时没忍住,口水唾沫伴随着鼻腔口腔强大的气流一起,喷射到了廖天晴的脸上。而此时,廖天晴正在和心情低落的她面对面地聊天。一声喷嚏过后,世界仿佛凝固了,两人四目相对,刘丽不敢说话,站在原地,不知如何是好。

刘丽满以为廖天晴会大发脾气,然后神情紧张地冲去厕所洗,她甚至做好了准备接受廖天晴的责骂。可是没有,廖天晴微微叹了口气,说到:“把纸递给我呀。”廖天晴拿纸将脸擦了擦,便继续着刚才谈心的话题。等到她们都睡下后,廖天晴才来到洗手间,用肥皂对面部进行仔细清洗。

真心换真情,干警们的举动让刘丽坚硬的内心逐渐柔软。她说,现在不会对着干了,因为舍不得,干警们都是她的家人,甚至比家人还要亲。如今刘丽在这里按时吃饭,按时睡觉,还会锻炼身体,有什么困难也可以直接找干警或找医生。“她们不会歧视我们,比外面好多了。”

北碚强制隔离戒毒所二大队干警在教刚来的戒毒人员叠被子。华龙网 图

劝生

这个不大的院子,一同生活着两类女人,她们一方携带艾滋病毒,或绝望或狂躁,另一方因为职责所在,整日与艾滋病毒携带者零距离,都游走在生命边缘。

有外人来探访,都会在戒毒干警的引领下,上缴身份证、手机、相机,经过重重审核,一连经过多道门卡,才走进戒毒所。这里,一般人进不去,也不想去,除了廖天晴一样的戒毒干警。

廖天晴调到女子艾滋病专管大队工作7年多了,为了不让老人担心,父母在很长一段时间都不知道她是管理艾滋病戒毒人员的干警,回想起刚来时候的窘迫,她至今难忘。

蚊子咬了戒毒人员一口,又来咬自己怎么办?会不会感染?这是廖天晴刚到工作岗位最害怕的问题之一。廖天晴每天强撑着干完自己的本职工作,表面上若无其事的她,其实一天洗手十多次,一到家就洗澡,不把皮肤搓红誓不罢休。

后来,老干警跟解除强制隔离戒毒人员一个个拥抱的场景让她感触很深。在经过培训,了解基本常识后,她渐渐消除了心里的畏惧。

在艾滋病专管区,像廖天晴一样兢兢业业的干警还有很多。一次,戒毒人员生活区的污水处理池管道堵塞,分管生活卫生工作的干警二话不说,用手去掏堵塞物,却不小心划破手套,手指流血,吃了好几个月的阻断药。

通过注射方式吸毒的人员,往往身上没有一块完好的皮肤,有时候一个小小的动作,也会引起皮肤破裂,血流不止。曾经有一名学员不小心碰到伤口,鲜血直流,几名年轻的女干警把学员送到了医院,沿途几乎面不改色地照看着她。其中一名干警事后告诉同事,“当时身上感觉有千百万只虫子来回爬。”

廖天晴说,接触艾滋病人员的干警每年都有一次特殊的查体,就是HIV阳性检测。大家每次在抽血的时候,心就像悬在空中一样。在拿到检测报告之前的这段时间,就好像是等待判决,直到拿到检测报告结果,看到“阴性”两个字,心才落回原处。

专管大队院子的空地被隔成三部分,吃饭、活动以及晾晒被褥、鞋子,从宿舍的窗户缝隙往里望,她们正蜷缩在床上午休,那场景,和大学寝室没什么两样,平静而简单。

“12月1日是世界艾滋病日,我也希望除了戒毒所,不论是家庭还是社会,都需要对这些人员有更多的包容和关注,多一份温暖就多一份希望。不要让她们最后成为了一个恶性循环。”廖天晴相信,给他们一条出路、一份信心,才是切断艾滋病传播途径的有效方式。

(文中艾滋病戒毒人员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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