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键盘上的爱心超市:众筹让不幸者竞争,让捐助者成为上帝

从罗尔事件众人参与筹款后发现罗尔的财力远在普通中产之上,到近几日为凤姐打赏后发现凤姐背后是团队炒作代笔,公众无不因同情心被亵渎而愤怒。当慈善在今天已经成为了一种“酷”生活方式,它与公平正义还相关吗?

从地铁上的施舍到键盘上的慈善

下午的地铁人口密度较低,但也会比高峰期多出那么点概率遇到乞讨者。他们会突然在车厢连接处出现。通常是一位妇女连抱带拖着一个脏兮兮的小孩走几步跪几步地捕捉可能的施舍者,或者一位“盲人”搭在老伴肩上背着音响效果不好的收音机一路跟着原声带唱着歌。低头族一旦发现这种情况,就会熟练地调整一下坐姿或站姿,避免任何目光的直接接触。哪怕地铁上正响着“禁止乞讨卖艺行为”的广播,哪怕低头族已经用各种关于职业乞讨者如何发财致富的故事成功地阻止自己的怜悯心,大部分人还是无法安然直面如此简单粗暴的乞求。偶尔,有些人会从钱包里找出面额最小的钱币,然后迅速侧过脸、转过身或者急急忙忙到站下车,似乎感觉自己做了什么恶一样,全然没有做了好事的坦然和自豪。

另一面,各式各样的基金会、人道主义组织、慈善机构和公益组织因为运作的不透明和以及接连不断的丑闻,也让人们愈发不确定自己的爱心是不是养了薪水比英国首相还多的慈善CEO。当某些扯着造福社会大旗的慈善机构变成造富工厂,人们的怀疑和愤怒取代了为善的坦然和自豪。

幸好众筹平台及时地来解围了,用技术解决了爱心的无处安放。它让人们不必有直面“他者之痛”的不安,可以安全地躲在屏幕后面,自在、轻松地献爱心。它又可以让人们绕过任何慈善机构的中介,直接面对需要帮助的人,全权接管自己的善款。需要帮助的人被赋予自我言说的能动性,主动出击寻求解决办法,而不再是被动地等待着遥不可及的救助。提供技术平台的企业负责审核项目真实性,监督追踪善款的使用,打破求助者和捐助人之间信息的不对等和不透明,并且收取一定的手续费,在践行企业的社会责任实现平台的收益。

于是众筹慈善和公益用双赢的话语打动了政府和各种慈善机构、公益组织,在2016年获得法律上的承认。民政部通过层层深刻筛选,承认了腾讯公益、新浪微博微公益、轻松筹等13家网站作为慈善组织互联网募捐信息平台。虽然同年颁布的中国首部《慈善法》规定没有获得公开募捐资格的个人和组织不得在网上公开募捐,但是个人或组织却可以通过这些互联网募捐平台来进行求助。

但是这一切美好被罗尔事件撕开了一个口子。的确,罗尔是通过没有募捐资格的公号进行求助的,他可能无法通过法定的众筹平台的资格审核。但是众筹慈善背后的种种局限却在这个事件中得到了一次集中爆发,许多众筹平台难逃质疑。

在爱心超市中争夺捐助者的注意力

首先它暴露了众筹慈善的中介性。慈善不同于建立在社区或亲缘关系的互助,它是在没有直接社会联系的陌生人之间的一种互助行为。慈善机构存在的意义是通过充当着捐献者与受助者之间的中介与桥梁,在分离捐赠者和受助者的基础上,严格控制双方在心理、人格方面的不平等的关系。也就是说,由于捐献者与受助者不存在面对面的接触,彼此并不知道对方是谁,少了恩赐的色彩,多了回报社会的光荣,形成社会互助的气氛。这已经是超越利己或利他的心理学或行为学解释,强调人类作为命运共同体对“他者之痛”的责任。我们的捐助是出于这样一种社会期待,当我们遇到同样的不幸,也会得到来自他人同样的帮助。这使得我们的帮助并不是要马上获得回报,而是一种延长的心理期待。然而互联网众筹平台重构了有关慈善的话语和方向。

它仍然与基督教故事的好人撒玛利亚故事不一样。因为在那个故事里,陌生人不需要任何的表达和言辞来说明自己的苦难,而这里的观看者和受助者同处于触手可及的物理空间,可以直接感知到求助者的需求。但是在互联网众筹平台,我们依然要面临各种言说:关于不幸、困境和求助的言说。众筹慈善平台成为了一个爱心超市。这里的“他者之痛”不再互相联系,它们从不平等的社会语境抽离出来,被包装在一件件独立的叙述里,争夺捐助者的注意力和爱心。捐助者不用再因为面对普遍性的苦难和不幸而感到无力,或者对因为造成苦难的结构性不公而感到愤怒。这里捐助者重新找回上帝的感觉,在指尖和鼠标的滑动中,选择打动自己的苦难、不幸和困境的叙事。

这也是理解罗尔事件的一个重要起点。在爱心超市里,千篇一律的一味诉苦的叙事已经无法再轻易地获得泪点。罗尔事件里是一个自强有骨气的中产家庭的父亲在遭遇了不可测的不幸,在濒临绝望之际依然不想占用公共的慈善资源,而是选择用自己的劳动(文字)来获取帮助。隔着屏幕纷纷伸出援手的“我们”看见的是一个与我们一样的“普通人”如何倔强地和不确定的生活抗争。在亲近感和恐惧感的合力下,“我们”纷纷伸出援手,但在发现这个爸爸有超出普通人的财力后纷纷感到愤怒,俨然把自己放置在被广告欺骗的受害者地位。这件事情的起点,那位还在和死亡抗争最后失败的小女孩全然被遗忘了。

作为一种“酷”生活方式的慈善

这样的竞争只会催生各种议题企业家,动用各种市场营销策略和叙事技巧,来使得自己的慈善或者公益项目在爱心超市里胜出。他们早已抛弃了关于苦难的宏大叙事,不想让捐助者(投资人)直面社会的黑暗面让他们感到无力甚至愤怒。眼泪指数已经不再能让人们掏钱了。快乐、正能量、时尚才是主旋律。2015年初,瑞森德与众筹网联合发布《2014中国公益众筹研究报告》明确指出,公益众筹以倡导快乐公益为主旋律,让更多人享受公益投资的乐趣,更强调创新、梦想。冰桶挑战成为所有筹款人的标杆,在民众的嘻嘻哈哈之中、在名人的社交游戏中完成筹款目标,而不需要调动任何关于渐冻症人痛苦和不幸的叙事。

就如同明星为各种从来不用的商品当形象代言人一样,慈善公益项目需要的是名人的形象而不是他们的真正参与。而对名人,慈善公益像柔光镜一样,可以给自己奢华的生活方式抹上一层时尚的色彩,没那么刺眼,让自己的粉丝更加地理直气壮地支持自己的爱豆。

慈善变成了一种很“酷”的生活方式。我们不再需要借用公平和正义等宏大叙事来动员人们的慈善行为。慈善和公益愈发和关于自我情感和自我价值实现的叙事捆绑在一起。“快乐慈善公益”强调的是社交媒体与粉丝文化结合起来的公益理念,强调快乐和平等。在许多关于快乐公益的叙事里,从头到尾我们甚至看不到慈善的对象是谁,公益的目的是什么。那个需要同情和救助的他者被虚化了,对焦的是筹到善款的数量以及参加者的自我升华。被大写的是参与者如何克服苦难,挑战自我,赢得了爱心竞赛。

在键盘慈善里,大数据推动善的社区转化消费社区

除了求助者和筹款人的竞争,爱心超市里有善心的竞争。这里的善心和善意被抹平,用金钱的数量单位进行衡量和对比。非常直接的排行榜被放置在各种醒目的界面上,供各位捐助者注视和欣赏。一个人从牙缝里挤出了一百块收到一个标准化的回复;而某位手头富裕的人随便捐了个1000就能得一个求助者即时并个性化的回复。所有这些慈心和善行最后都会成为平台的数据库,帮助筹款人和平台进一步去捕捉捐款行为背后的规律,好让爱心超市推出更符合口味的求助叙事。

这里提供平台的互联网公司也被笼罩在道德的光环下。哪怕互联网公司从中抽取的手续费或者平台的维护费也是被包裹在一个双赢的话语里。这与罗尔事件里选择公号营销来筹款是同一套话语。你的消费能让企业给某个个体/群体捐多少钱。我们不再要求企业出于社会责任向需要帮助的人提供帮助,我们要的是结果。然而更重要的是,众筹慈善的道德光环遮蔽的是建立在社群经济的营利方式。社群经济或者社区化的商业行为是当前互联网经济的一种重要形式。如果说,各种智能穿戴设备发展出来的锁止技术能够保持用户永远在线,哪怕你在睡觉的时候也在生产数据。那么众筹技术则是通过生产社区来保证用户的黏度。众筹平台对各位捐助者的回报机制正把捐助者引向同一公司其他产品的消费中。比如捐助者的参与感、归属感、荣誉感都可以兑换成相应的游戏币,或者会员特权。而这些不仅仅是一次性、具体的消费,而是具有持久性、未来时态的消费。它可以把对某一捐助项目的持续关注的捐助者转化为未来的用户。在键盘慈善里,善的社区转化消费社区。这样的转化是包裹在双赢的话语里面,并不会像其他营利行为让捐助者和求助者感到反感。

酷慈善背后的獠牙

其实慈善一直藏着资本主义的獠牙。英文的慈善是philanthropy,意思是爱人类。然而它的发展与资本主义及其危机紧密相关。很多人认为经济发展了才有慈善可言。中国有些经济学家甚至认为资本主义体制充分发挥人类慈善之心。在“富人拯救世界”的叙事里,我们看到的是历史上,美国的两次慈善浪潮(19世界20世纪初和20世纪90年代)既是美国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同时也是美国基尼系数直线上升的时期,即贫富差距急剧扩大的时期。每一次急剧的经济增长,都产生了高度集中的财富,都造成了诸多经济和社会问题。慈善成为富人合理避税,保证所有者及其继承人对财富的控制以及缓和社会矛盾,进而保证富豪阶层自身的安全重要手段。当小布什试图取消遗产税时,被称之为慈善代言人的比尔·盖茨和巴菲特带头反对,而这两个人恰恰已经通过各种慈善基金成功地免去大额的遗产税。

直到1994年《人民日报》发表了《为慈善正名》之后,中国的慈善才开始获得正式的发展。香港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香港的慈善事业和社工的发展是与它缺乏政府财政主导的社会保障体系息息相关。但是在社会主义语境下,我们认可的慈善依然是放在社会分配的领域,并且今年刚颁布的《慈善法》依然明确规定强调慈善机构的不营利的性质。可是这些都不能阻挡资本主义逻辑对慈善的渗透。

众筹平台上的慈善很酷很迷人。酷在中文里面有残忍,残暴,惨痛等意味,可在当前的中文语境里,它也是英文cool 的音译,已经演变成为时尚、潮流、前沿等代名词。也许我们可能不直接定义什么是酷慈善,但我们一定能辨别出什么慈善是酷的,什么是不酷的。冰桶挑战很酷,地铁施舍不够酷。酷慈善这个词极好地表达出快乐慈善爱心超市时候如何把两种极端对立的符号融合在一起。在自我赋权的叙述里,他者已经被虚化,凸显的是一个自恋的自我,在自由选择和自我赋权的感觉中做慈善或者公益,向跟“我们一样的人”伸出援手,从而收获快乐,肯定自我。这却让不幸者成为竞争者,无法产生“苦难的团结”。让捐助者沉浸在自恋中,丧失“社会学的想象力”,无法想象“不一样的他者”,去追问苦难的社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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