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20日，北京的天空笼罩着一层灰蒙蒙的雾霭。在西单大木仓胡同教育部新办公楼里，张保庆的办公室在九楼，最高层。还是以前的办公室，可现在主人的身份从教育部副部长，转变为中国教育发展基金会的理事长了。
　　从2005年开始，记者一直想见这位以“直言”而著称的前教育部副部长，采访他退休以后的生活，但都被婉拒了。退休以后，“想过清静日子”的张保庆不想接受媒体采访。可基金会理事长的身份，却不允许他退居幕后，为了募款，他不得不继续摇旗呐喊。过了将近两年以后，这位曾经几次为贫困生落泪的“高官”终于接受了记者的采访，目的只有一个，介绍中国教育发展基金会的运行情况，呼吁更多的人关注并参与到他所倾情的帮困助学事业中来。

两年募集8亿款

　　身着一件深蓝色的夹克，脚踏一双鞋底已经磨出毛边的旧布鞋，一位身形魁梧、面膛红润的长者一边大声说笑着，一边疾步向办公室走来。如果不是秘书跟他打招呼，记者无论如何也无法把眼前这位留着花白板寸、着装随意的邻家大爷般的老者与大名鼎鼎的教育部原副部长张保庆联系起来。
　 “最近都很忙，这个月，中央财政将从彩票公益金中安排3亿元专款，用来资助中西部地区普通高中家庭困难学生，资助名额30万人，每个学生每学年受助1000元。这个项目委托我们基金会来操作完成，在春节前后要把这笔钱发放下去。”刚一落座，张保庆就直奔主题，向记者“报告了”中国教育发展基金会的账单：截至目前，中国教育发展基金会募到的捐赠款金额已经超了5亿元，资助的贫困学生超过了13000多名。
　　对于一个成立时间不到两年的基金会来说，这样的成绩已属不易，但是，张保庆仍然很着急，想尽快筹集到更多的捐款，使基金会有能力去帮助更多的贫困学生，“钱少了干不成事！”
　　与受资助的13000多名贫困生数据相对应的是“20万”，这是基金会收到的申请材料的总数。这20万份申请信中所讲述的一个个故事，让张保庆倍感责任重大。他说：“20万封申请信，我们才资助了13000多个，只占一小部分。我们的目标应该是资助大部分，可现在反过来了。说实话，我压力很大。”
　　“弟弟因为我辍学了。每每想到父母和弟弟为我做出的牺牲，我总是受着良心的责难。我是个罪人啊！是我连累了他们。每次想辍学外出打工减轻家里负担，可又不舍得学校，不舍得书本。我就这样自私地上学上到了今天。”
　　内蒙古大学学生郭丽（化名）在写给基金会的申请信里，倾诉了自己对别人难以开口的心里话。这个来自内蒙古固阳县的农村女孩，虽然上了全区最好的大学，可“一点儿也高兴不起来”。大学一年的学费就要7000元，为了供女儿读书，快50岁的父亲去当小工背沙子，背一袋挣一元。弟弟上到初一就辍学了，因为妈妈说，家里供不起两个学生，既然姐姐学习好，就让姐姐上。
　　固阳县是国家级贫困县，能像郭丽这样读到大学的孩子并不多。郭丽说，开始上学的时候村子里有十几个孩子结伴同行，可走到最后，只剩下她一个，当年的伙伴都陆陆续续因为经济原因退学了。
　　郭丽在信里还讲了一件让她每次想起都会落泪的事。家乡有一户人家，供了两个大学生，四处借债，最后还是供不起，父亲最后选择了上吊自杀。乡亲们说，“供一个大学生拉垮一个家，供两个大学生拉死一家人”。
　　在中学的支教老师沈锋的推荐下，郭丽得到了中国教育发展基金会的资助，知道这个消息时，背负着沉重心理负担的女孩一时泣不成声。让张保庆欣慰的是，郭丽在接受资助后做了一个决定，毕业工作以后，将会每月从工资里抽出一部分钱资助贫困山区的孩子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