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0元，20天，这两个数字和一条生命紧密相连。昨天，本报记者随中国扶贫基金会紧急救援小组一同赶赴重庆璧山等地，在仍然肆虐的暴雨中寻访需要救助的灾民。如今，越来越多NGO出现在灾区现场，以独特的方式诠释着“救助”二字。

救援地点：重庆璧山等地

7月17日，重庆市璧山县遭遇了有气象记录以来最严重的一场特大暴雨洪水灾害，降雨量刷新115年来历史纪录，全县13个街道、镇乡，124个行政村均不同程度受灾，县城因暴雨成“孤岛”，大部分交通、通信、电力中断。受灾人口达到41.8万，损失严重。

■500元：帮助灾民度过“黑色20天”

成立于1989年的中国扶贫基金会，近年来把更多救援精力放在中国最大最频繁的灾害——水灾上来。和中国另外两个重要的NGO——中华慈善总会和中国红十字会一样，他们主要进行灾后重建和救援物资发放，几乎在每一次重大自然灾害救援中都能听到他们的名字。

此次远赴重庆的救援小组，每人手上都拿着一张表：上面列举了食品、饮水、被服以及管理4部分每一天的单价，20天一共是500元。“一般来说，灾害发生后的20天内，是灾民最无助、最窘困的时期，他们的生命随时面临消亡的威胁，这就是‘黑色的20天’。”中国扶贫基金会紧急救援项目主任助理王鹏说，而此次重庆紧急救援基金的500元标准也从此而来。

实际上，500元所列出的项目内容仍有“超值”的余地，基金紧急救援项目主任秦伟解释说，“举个例子，拿着这500元，如果我们都是现场采买，就可以节约仓储、运费，省下的钱可以多买一些物资。”

■双保险：确保灾民领取救援品

“快！”“快！”“快！”在基金会工作人员的嘴里，“快！”这个字眼出现的频率极高。“时间非常紧，交通受影响，行程上耽误时间，接下来还要联络当地政府和民政部门，去看灾民，发放物资，像24小时都在开动的马达。”秦伟说。

在这些工作中，最引人关注的就是物资发放，一些不规范的NGO曾因过程不透明导致非议。“我们的程序非常严格，而且还有‘双重保险’。”王鹏说，每到一个地方，基金会事先和当地一起组建救援小组，然后和当地政府一起填写受援物质发放的领取登记表，最后让需要救助的灾民填写领取物资的表，灾民领取物资时，不仅要签字，还要按手印。

“表格填写完毕，后援地区就会把它们提交给基金会，基金会对于没有发放的物资要按照2%的比例抽查。我想通过这个程序就可以保证每分钱、每笔物资都能严格地发放到灾民手中。”

昨天上飞机前，秦伟跟记者开了个玩笑：“别看我们才动身，我们向重庆捐赠的200万元物资，上周五下午已从天津的储备库发出，比我们早一步到达目的地了。”据估算，这批物资可以资助两万多重庆灾民。

■两个人：代表中国普通捐助者

某种意义上来说，NGO是连接受助者和捐助者的纽带。“17日重庆降雨量260毫米，这是当地115年都没遇到过的。这些数字可能很抽象，没去过灾区的人想像不到。”参加过多次救助的中国扶贫基金会常务副秘书长刘文奎深谙灾区的困难。“灾民被紧急安置在塑料布搭成的简易房内，洪水退去后就是高温，比桑拿天都热，缺水，少食物，还可能得病。这些很直接的信息，一定要到现场才能总结出来，救助时才有足够的经验。所以，无论是政府还是NGO，要真正做好救助，一定会去跟灾民接触、生活，了解他们的需要，才能提供最好的救助。”

关于这次救助，秦伟常把两个人并列介绍。“有位住在郊区养老院的大爷，不肯说名字，也不肯说地址，他本人也不富裕。上周末听到养老院的工作人员说，报纸上报道500元可以挽救一位灾民的生命，他马上揣着存折，走了半个多小时，到银行把积蓄取出来，捐给了基金会。”

另一个人则是中国扶贫基金会紧急救援后援大使孙海英。“他特实在，一开始他就明白地说，他不相信任何基金会或者任何的活动。但参加了几次公益活动后，他整个观念就变了，愿意呼吁更多人去帮助别人。”现在孙海英最大的愿望是能去一趟灾区，“我真的希望能到那里做点什么，帮助他们恢复原来的生活，让被摧毁的房子重新恢复，这是我心里一直想做的。”

■心理课：脱贫时也要脱离恐惧

5年前，基金会开展自然灾害紧急救助工作，摆在他们面前的难题是如何筹备资金物资，以及如何将“输血”式扶贫转化为“造血”式扶贫，让灾民具备灾后脱贫的能力。5年后，该项目累计筹集资金超过1亿元人民币，直接受益灾民达100多万人。

但新的课题又出现了：灾民生活得到保障后，心理问题谁来解决？秦伟说，基金会目前初步设想和专业机构一起，研究灾民的心理健康问题。而这个想法，源于救援小组今年6月对云南地区地震的一次救助。

“当时我们刚到达宁洱，还在进行评估和发放物资，碰到一对夫妇，妻子毕玲玉至今还生活在巨大的阴影之中，就连听到车子的声音，都会吓得直哆嗦，以为又是一场地震，本来性格大方的她，现在连人多的地方都不敢去。”（晨报记者 赵王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