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明星”的抗争

虽然在宣传上尽量淡化谢锋的名字，但谢锋依旧是这个系列策划案中的关键。按照阿海的说法，6月7日是这个活动的启动仪式，接下来还有一系列活动，跟河西那边高校社团的联动，“带他过去演讲、谢罪，彻底改变他的形象”。

6月7日下午的“启动仪式”很简单，阿海牵头，组委会的六七个年轻人合作，怀抱传单和报纸在长沙火车站附近开始募捐。自愿帮忙的那些十几岁少年都是第一次街头募捐，兴奋地拦住路人说明原委，毫不羞涩，还有人专门负责拿DV全程记录。阿海说多亏组委会公司老总是他的老乡和朋友，“老总发了话，他们都很积极”。反倒是谢锋，怀抱着自制的简易募捐红纸箱跟在后面，无精打采，他说自己最近都没睡好，精神很差，没有力气。阿海不管这些，“有记者在他总是这个样子，其实并没有那么差”，抱怨之后他也会替谢锋解释，“他也是想改变形象，扭转媒体对他的看法，只是方式有问题”。

愿意往纸箱里投钱的路人并不多，一纸两用的传单也在不远的地方被丢弃。阿海事先通知了几家他相熟的媒体，最先来的是两名电视记者，阿海很自然地让谢锋放下募捐箱，跪在地上。谢锋跪下来，心里并不情愿，姿势逐渐改成半蹲，不久又站起来。路人并不积极的反应给拍摄带来了很多难度，好不容易截取到几个成功捐赠场面之后，镜头再次对准谢锋，为了配合拍摄需要，谢锋只好再次跪下去，低着头，即便有钱落到面前的箱子里，反应依旧很漠然。记者拍完走了，募捐队伍转换到火车站旁的公交车站，到每辆公交车上碰运气。谢锋看起来更加疲惫，走了几辆车之后，干脆蹲在路边不动了。不过今天的任务还没有结束，他们在等待另一家报社记者的到来。谢锋主动打了两次电话过去，记者还没有到，阿海有些着急，又不好意思再催。记者不久后终于到来，短暂的交谈后，谢锋再度在旁人陪同下走向公交车，几分钟之后，启动仪式结束。谢锋依旧没有说感谢的话，依旧显得很失望，“这些都没用，救不了我”。

这一天募捐来的钱并不会直接到谢锋手里，他照例回到在坡子街尽头小巷的家里吃晚饭。这个不足10平方米的房间是谢锋一家6口在长沙的容身处。他那从农村出来到城市讨生活的父母——谢科文和刘爱勤，一个在工地上拉车卖苦力，一个在街上拣废品，在谢锋之外，还肩负着一女两子的抚养义务。每月160元钱的这间采光极差的小屋，是他们倾尽全力才能得到的容身之所。狭窄的走廊上放个煤球炉就成了厨房，家中唯一值钱的家当是一台34英寸的彩电，还是2004年谢锋重病到长沙修养的时候，跟亲戚借了1000多元钱特地买的。被隔断的狭小空间里靠墙两侧摆放着两张单人床，中间留下的位置仅能摆放一张小桌。白天用来吃饭，晚上要收起来，把地方留出来打地铺。除了患病的谢锋自己能单独睡一张床，其余的5个人只能在剩下的空间里挤着睡，父亲谢科文从来都是打地铺的。

媒体的频繁到访已经让谢锋成了邻里皆知的新闻明星，老实的父母并不懂得这一切意味着什么，邻里们半真半假地给他们出主意，“让那些采访的记者做点有用的事情，带谢锋去医院治病，不然就不要搭理他们”。他们也就信以为真，也有记者因此遭遇到冷面孔，误解为他们对儿子病情的冷漠。不过在那刻意做出来的冷面孔之外，这对父母面对记者更多的还是待贵客般的不知所措，他们把时间都留给儿子来发表观点，自己拿了小板凳坐在门外的走廊上静静地等，把晚饭的时间一再延迟。

如果不是媒体，他们甚至不知道谢锋的三次自杀，他们只知道，儿子所有反常的行为都是因为他的病，“有病是要治，可是家里没有钱”，仅此而已。谢锋显然早已经明白不能依赖父母，所以他在努力累积自己的“资源”，他有一个小本子，记录着每一家跟他联系过的媒体记者和网友的联络方式。这一次的自杀似乎又有几家新的媒体跟他联系，摊开一张被揉皱了纸，谢锋趴在床板上认真把上面的电话挨个抄到小本子上。他不放过任何一个可能接受采访的机会，“能不能公布账号帮我募捐些钱？”同时又都会犹疑:“你们会从哪个角度报道我？”他甚至希望能在发稿前看到稿子，“我想签个字”，隐藏的担忧是:“你们的报道会对我的隐私和名誉造成损害吗？”

大约从2004年开始，谢锋开始离家外出，最开始是去长沙找父母。从那时开始，村支书谢必然陆续接到外地救助站的电话，都是关于谢锋的。谢必然很讶异，谢锋对救助站的说法是“父母不管他，打他，不给他治病”。“可事情不是那样的。”谢必然一边向救助站澄清事实，一边也帮谢锋求助。谢必然最频繁接到救助站电话是2005年，“每天一两个电话”，“他跑得好远，山西、安徽、河南，哪里都去了”。谢必然并不知道，谢锋在2005年下半年，靠着救助站给的路费和生活费，追随着周杰伦演唱会的日程，希望能引起周杰伦的关注。上海、南京、厦门、广州全都跑到了。

在2005年12月17日广州天河体育场，周杰伦亚洲巡演的最后一站，备感绝望的谢锋服药自杀。因为这次自杀，龙竹村第一次来了记者。此后，谢锋隔段时间就会给谢必然打个电话，询问有没有记者来采访，有没有民政部门给他的救助，如果都没有，就会很失望。谢必然算起来，加上这次到访，总共来了三次记者。第二次是今年3月，谢锋自己找到邵阳的某个电视台，带着他们去新邵民政局，直接找局长求助。毫无准备的民政局等于被将了一军。局长当场表态，救济股股长陈锋带着谢锋去新邵县人民医院看病、拿药，给了200元生活费，然后派车派人把他送回村里，可谢锋根本不愿意停留，想马上跟车返回。谢必然做了半天工作，他才勉强在村里待了4天。之后又找民政局求助，这次民政局开了两张500元的介绍信到新邵县红十字会医院，在内科住院两周。主管内科的副院长刘美玲对谢锋的状况很无奈，这是一家很小的医院，甚至CT机都没有，谢锋也没有出示在大医院的检查结果，她们只能根据症状给他开一些最平常的神经营养素，“维生素、脑复素、细胞色素C等等”。而他这种频繁的外出，也让新邵县民政局救助站站长曾武虎有些看法，“这孩子就是追星族，不是老实治病”，“他来了救助站好多次，只有那几句话，他要生活，要治病”。

唯独第二次自杀是静悄悄的，2006年的某一天，因为治病的事情再次跟家人发生争吵，一气之下跑到长沙县某个僻静之所服药，幸运获救后，并没有引起太多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