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浙江网6月15日电 　在6月1日张学友长沙演唱会上吞服安眠药，是被诊断为“脑萎缩”的谢锋第三次自杀。和前两次一样，这个22岁的少年真正渴望的并不是死亡，而是没钱治病的困境能得以扭转。他坚信得到明星的关注就能改变命运，“明星有号召力”，解决他的困境不过是“一句话的问题”。而2005年底在周杰伦演唱会上的第一次自杀，又让他意识到媒体的力量，比起个人追星族般的四处追逐和等待，媒体更有可能让他获得这种关注。

记者◎王鸿谅特约摄影◎陈飞

自杀的转机

张学友长沙演唱会前几周，谢锋在自己的博客上发表了《致张学友求助说明书》的一篇文章，继而又发表了一封遗书。内容大致相同，都是他身患重病，急需治疗，若求助不成，将用生命来拷问爱心。6月1日晚，贺龙体育场的演出现场，谢锋兑现了他的遗书，在无法近距离将求助信送达张学友手中的情况下，吞服安眠药。和2005年底在周杰伦演唱会上服药时一样，他被迅速发现并送至附近医院抢救。

“我得了很重的病，我没钱，我要治病。”这是谢锋想表达的全部。6月2日，脱离危险的谢锋从一大早开始在医院里等待着，直到下午16点多，才等来了第一个采访他的报社记者。其实上午有电视台记者来过，到医院一看是他，转身就走了。这不是谢锋想要的。他归咎于某个电视台曾对他做了“负面报道”，损坏了他的形象。在他看来“扭转了舆论导向”的“负面报道”，是市内某个频道在记录他没钱治病的同时，也拍下了他因为治病和亲人发生争执的某些偏激行为。他认为这让人们误解了他，“本来都是帮我的，现在都不帮了”。说这话时候，那双眼里满是失落。更多时候，这双眼睛伴随着他急切的提问，疑虑而期待地直视与他面对面的记者，问题通常是：“你们的报道会对我有好处吧？能帮我解决什么问题吧？”

2005年底在周杰伦广州演唱会上第一次自杀的时候，他是被争相关注的，报纸、电视，甚至网站的在线对话，他出示写给周杰伦的求助信频繁亮相，怀揣着许多人看来很不现实的期待——“周杰伦会知道吧？他知道了就会帮助我吧？”这期待当然没有实现，不过此后一年里，他曾陆续得到了5笔捐款:《广州日报》记者捐助3000元、长沙一市民捐助2000元、长沙市周杰伦歌迷会义卖所得1000元、中央电视台一记者捐助100元，以及一名网友捐助100元。虽然和他自述中所需的8万元治疗费用还有差距，但也让他看到了某种转机，也更努力地希望能停留在媒体的视野里。

阿海就是在这时候出现的。更准确地说，是谢锋自己看新闻知道了阿海，一个以“公益人士”自居、用各种噱头吸引媒体关注的年轻人，没钱、没有固定职业，身着怪诞服饰在闹市做过“公益行为艺术”，也帮人发起过募捐。1978年出生的阿海以全职公益为生是最近3年半的事情，据说走南闯北地做过许多公益策划，最艰难的时候也拣过废品养活自己。按照阿海的说法，他“不喜欢做帮个人的公益行为”，费力不讨好，他努力的方向是“为一个群体的公益”。“原本是不想管的，只因为是老乡，看谢锋也很可怜，才决定帮忙。”谢锋来自新邵，而阿海来自邵东，两县毗邻，都隶属邵阳。

阿海给谢锋做了一套公益策划，“首先要公开道歉，为在周杰伦演唱会上自杀谢罪，然后带他去河西的高校做演讲，并参加其他公益活动，自食其力，重塑形象”。但两人的合作似乎并不融洽，阿海很生气谢锋“不按方案做”，而谢锋则认为“这些都没用”。两个人之间的相处也有些奇怪，阿海自认为很辛苦地帮谢锋做了很多事情，但谢锋从来没有说过一句“谢谢”，谢锋说自己心里知道感谢，但“说出来也没用，就不说了”。阿海生气时候会经常斥责谢锋“过于偏激”，“把自己想得太惨了，钻牛角尖”。而谢锋激动时候，则努力撇清他和阿海的关系，“我们不是朋友，跟他不熟，只是晚上去他住的地方睡个觉而已”，“我很多事情他都不知道”。谢锋去阿海那里借住也只是去年春节前后开始的事情，阿海也说他从不看谢锋的博客，他只知道谢锋要去看张学友的演唱会，但并不知道他钱从何来，也不知道他的自杀打算，但却并不意外，“他不按我的方案，他自己这种闹出噱头的极端想法太多了”。

出院以后，谢锋仿佛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又住到阿海那里，而从新闻里得知自杀事件的阿海，赶紧趁着这个时间点做起了新的公益策划，征得湖南省红十字会的同意，借用他正在做兼职的某个活动组委会的名义发起了一场爱心募捐。阿海赶制了一大沓A4大小的彩色传单，一面是爱心捐助的宣传，公布了公益账号;另一面是这个组委会正在进行的歌唱比赛的海报。“谢锋现在的形象很负面，我都不敢强调是给他个人捐钱，在宣传里尽量淡化这一点，着重于爱心捐赠。”为此阿海显然不止一次向谢锋解释，并且承诺，“一旦账号里有钱，我肯定首先拿钱给你治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