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传统的慈善活动中，主要有四类施善团体起着主要的济贫帮困作用，它们是家族、宗教组织、政府以及社会团体。虽然这四种慈善类型并不表现为单一形态的依次更替，在同一时期处于并存状态，但大致上还是看得出其历史变迁的逻辑：宗族慈善、宗教慈善、国家慈善和社会慈善。

宗族慈善

中国的宗族慈善可以追溯到战国时期，当时分散在各个家族中的祭田、族田、贡士庄等已经成为中国古代社会保障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宗族慈善到了宋朝有显著的发展。

当时社会贫富贵贱之分日显频繁，由贱入贵的士大夫或经过漫长的卧薪尝胆，或经过数代人乃至众乡亲的节俭共助，他们早已深感入仕的来之不易，故多怀有对家族或乡井的报恩之念。因此，宋代的许多大家族发展出了多种宗族慈善的形式，如义庄、义田、义塾等。他们通过此类义举，在“睦族敬宗”的旗号下，对族内成员在生养、学业、贫病和婚丧嫁娶等方面遭遇困难时加以救济。

宗教慈善

宗教团体济贫是古今中外社会所常见的。西方古时代的济贫医院主要由基督教教会主办，至于修道院、寺院等收容穷人、残废人、被遗弃的妇女，发散食物衣服给地方的贫户等救济活动，更是不胜枚举。论及中国古代的慈善活动，无论国外汉学者还是国内研究中国文化、中国传统的学者，都常强调中国宗族的重要性异于西方，西方教会的重要性异于中国。但与这种“有宗族而无宗教”的“中国特色”观成为鲜明对比的是：从社会公益角度看，宗教组织的作用实比宗族组织更大。诚如中国经济史专家指出：中古时期中国的寺院“实兼宗教与慈善团体于一身，其所兴办之慈善公益事业，对当时、以后之社会民生，均有极大之贡献”。

政府慈善

在中国传统的政治观念中，很早就出现政府应是社会福利的主要、甚至是惟一的提供者的想法。这一观念在早期的儒家传统中已可见，子路在卫国出私财救贫，孔子止之，说：“汝之民饿也，何不白于君，发癝仓以赈之？而私以尔食馈之，是汝明君之无惠，而见己之德美矣。”说私自以一己之财济贫有影射政府无德的嫌疑。

在慈善实践中，政府统筹的做法可追溯到唐末。八世纪初期，社会上纷纷出现的佛教慈善组织已引起政府的猜忌，官方开始设专门官员来监督。

从九世纪中期以后，政府从佛教组织的手中承接了慈善组织的管理工作，用公款支付慈善组织的开销，并挑选了地方耆老管理事务，佛教组织的社会影响力因而消减，而政府的社会责任相对增加了。这个发展，到宋代达到高峰。宋代政府不是被动地接收慈善团体，而是破天荒地建设了一系列的社会救济机构，以满足贫人不同的需要。宋代的做法，虽然不能全面，但也显露出中央统筹理念上的成熟，直至明清时期，这种政府统筹的做法仍占据慈善筹资的主流。